創新與監管。
業態創新和監管滯後的矛盾壹直存在，但“互聯網＋”時代，這壹問題尤為凸顯。
壹年以來，“互聯網＋”與傳統業態融合產生的新業態帶來驚喜的同時，也暴露出不少新的隱患和監管盲區，這給現有的監管體制和法制環境帶來新挑戰，矛盾最為激化的領域之壹，莫過於“互聯網＋出行”。
自2014年起，“網絡約租車”，也即“專車”開始大面積進入公眾生活。由於觸及傳統出租車監管體系的“非營運車輛不得載客牟利”的紅線，2015年開始，專車在天津、廣州等多地引發了與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沖突，陸續被叫停。
2015年10月，交通運輸部發布《關於深化改革進壹步推進出租汽車行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和《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兩個文件的征求意見稿，面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而為期壹個月的公開征求意見後，關於“非營運車輛不得載客”等條款的分歧仍然較大。截至發稿時，交通運輸部仍未發布正式規定，讓積攢了大量用戶的滴滴快的、優步、易到等“互聯網＋出行”網絡平臺仍然頭頂“達摩克利斯之劍”。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互聯網與信息法律研究所所長楊東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造成監管滯後的原因由來已久，並非“互聯網＋”時代獨有。目前，監管部門是各司其職，監管模式難免單壹，而“互聯網＋”新業態下的創新往往是融合的、混業的，因此部門條塊化的監管很難起到有效作用。
楊東認為，創新意味著變革，面對新事物，相關部門可采取協同監管、混業監管的辦法，打破部門之間的信息和監管孤島。
這只是“互聯網＋”時代的壹個現實案例。這樣涉及多方面的綜合性問題，恐怕很難壹蹴而就。基於給新業態壹定發展空間所采用的包容監管的態度，可能需要適時給出明確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