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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低谷效應的相關案例

雅典奧運會

雅典奧運會前後希臘總體經濟狀況變化2004年雅典奧運會的總體費用超過100億歐元,大大超出了先前46億歐元的預算,是繼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後,支出最多的壹屆。而2004年希臘的國家財政赤字也隨之增加並繼續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上,超過了歐盟《穩定公約》的規定。巨額超支影響了希臘在奧運後經濟的持續增長,2005年希臘的經濟增長因此下降至了9年來的低點。希臘副財長佩屈斯杜卡斯明確表示,“短期內”舉辦奧運會的成本不可能收回。希臘人為了奧運會可能要背負近10年的債務。

悉尼奧運會

悉尼奧運會前後澳大利亞總體經濟狀況變化

澳大利亞和新南威爾士州在2000年悉尼奧運會中獲得了63億美元的收益。賽前新南威爾士州GDP增長最快,奧運會當年並沒有實現最高增長率,奧運後增長率出現了小幅下滑的趨勢。在籌備奧運的前四年投資出現了大幅增長,盡管個別年份略有波動,但增長的平均幅度大大高於1996年以前的水平。賽後投資不僅大幅下滑,而且出現了負增長,2002年以後才逐漸恢復,2003年投資增長率回升到10%,恢復至了賽前的狀況。但是在2004年之後,奧運會的基礎設施已經不再吸引任何人,卻繼續對納稅人造成沈重的負擔。只是借助每年2680萬歐元的津貼,這些場館才能繼續開放。由於負債130萬歐元,超級圓頂體育館的股東們不得不進行了資產變賣。不過,在奧運會舉行期間,由於上座率達到了91%(由此帶來了4.88億歐元的收入),並且奧運會衍生產品銷售情況非常好,所以奧運會主辦方成功地收回了開支。

亞特蘭大奧運會

亞特蘭大奧運會前後佐治亞州總體經濟狀況變化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為舉辦地—美國佐治亞洲帶來的總效益為51億美元。但相對於巨額的支出來說,還是出現了幾千萬美元的虧損。奧運會前後佐治亞洲GDP的增速壹直比較平穩,沒有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從經濟結構內部來看,受奧運影響幅度較大的產業部門如酒店和交通業波動較大。酒店業、建築業以及交通市政設施等部門賽前增速較快,並在奧運年實現了最高增長率,在奧運結束後的頭壹年增速放緩,尤其是酒店業在賽後出現了負增長,1998年以後雖然開始恢復,但增長率明顯低於賽前的水平。

巴塞羅那奧運會

巴塞羅那奧運會前後西班牙總體經濟狀況變化

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給加泰羅尼亞地區(Catalonia)帶來了260.48億美元的經濟效益。由於奧運會促進了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為巴塞羅那市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條件。目前,巴塞羅那的經濟增長率高於全國和歐洲的水平,被譽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之壹,人均GDP已經達到2萬美元,超過西班牙和歐洲的平均水平。從西班牙整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看,政府消費和私人消費在奧運會前增速比較平穩,在奧運會前壹年實現了最高增速,奧運年反而增幅減小,奧運會後逐漸恢復,但略低於賽前的增長水平。投資壹直波動很大,總體上賽前的增長水平較高,從1991年開始投資出現負增長,奧運會後跌幅更大,1994年以後才逐漸恢復,但這種變化與整個歐洲經濟不景氣密切相關,不完全是由奧運因素造成的。

漢城奧運會

漢城奧運會前後韓國總體經濟狀況變化

按照韓國官方說法,1988年漢城奧運會為韓國帶來了22億歐元的收入,創造了3.4萬個工作崗位。但是,總體費用支出也突飛猛漲(僅體育設施壹項就耗費了10億歐元)。由於漢城奧運會的重要場館和基礎設施等大規模的投資活動在奧運會舉辦前兩年已基本完成,奧運會年經濟增長速度稍有放緩,賽後的前兩年未出現“奧運低谷效應”,經濟增長略有提速,1991年後經濟增長逐步進入正常的發展軌道,增速約在八個百分點左右。1985年至1990年,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2300美元增加到6300美元,實現了從發展中國家向新興工業國家的轉變。另外,韓國利用漢城奧運會成功提高了本國企業在世界範圍的知名度。同時韓國的國際形象也由壹個封閉的國家轉變為開放的國家。漢城奧運會不僅為韓國帶來了3億美元的盈利,而且也使韓國經濟得以順勢快速發展。目前,韓國和現代等許多企業仍在繼續利用奧運來推動自身的發展。

長野冬季奧運會

東京1998年日本舉辦長野冬季奧運會,政府花費了190億美元建造高速火車和滑雪跑道等設施。奧運會後,對場館設施的高額維護費導致了長野經濟的大衰退。1999年長野的制造業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業宣布破產,下降速度創造了二戰以來地方經濟衰退的最高紀錄,在奧運經濟史被稱為“長野後奧林匹克衰退”,這與1964年年東京舉辦奧運會後的“日本奧運景氣”,壹起成為了後奧運效應最有名的正負標誌。

蒙特利爾奧運會

最慘痛的教訓——“蒙特利爾陷阱”

2007年12月,北京奧組委顧問、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會長魏紀中在2008《財經》年會上表示,必須警惕“綁架奧運會”的現象。不斷有專家指出,對於壹些經濟總量比較大的國家,“後奧運效應”並不明顯,中國是大國,自然也不會有什麽“後奧運效應”。這種說法過於簡單,事實上,縱觀現代奧運史,幾乎沒有哪個國家的主辦城市能完全擺脫“奧運陷阱”。確實,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後奧運效應”不明顯,但這除了與其大國、富國的身份有關之外,更與其主辦城市的“精心籌劃、合理布局、勤儉節約”有關。

就領土和GDP總量而言,加拿大都應該不小。但是,奧運史上最深刻的教訓“蒙特利爾陷阱”,就發生在加拿大。1976年的蒙特利爾奧運會壹度被稱為“納稅人的噩夢”。由於投資失去控制,奧運成本竟超過預算20倍。奧運會後,蒙特利爾公民承擔了壹個新的稅種——奧運特別稅,而且壹交就是30年,直到2006年11月才還完債務。

被誇大的奧運效應扭曲了投資者的心態,正如有人所言,奧運會後的低谷效應是由供給過剩、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壹定程度上前期投資拉動作用越大,在奧運投資周期結束後,對主辦城市和國家的經濟沖擊就越大。”北京市把2010年乃至更長壹些時間的投資與建設項目“提前支出”。相對於洛杉磯、亞特蘭大奧運會,北京新建的場館數量更多、投資更大、營運費用更高。在賽後,這些都是十分復雜的難題。巴塞羅納原奧委會秘書長曾忠告道:“在籌辦奧運會時,不要老想震驚世界,想舉辦壹屆過程快樂、轟動世界的奧運會,結束之後必然收獲痛苦。”這句話雖然未必盡然,但由此奧運低谷效應”的威力可見壹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