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文藝空氣裏，陳西瀅、蘇雪林、梁實秋等散文大家和文學評論家都繼續他們1930年代批判魯迅的言行。比如梁實秋曾在壹篇文章《關於魯迅》中說：“魯迅好鬥，善於‘與人沖突，沒有壹個地方能使他久於其位’；
作為壹個文學家，他只有‘壹腹牢騷，壹腔怒氣’，沒有‘壹套積極的思想’。”蘇雪林則用辱罵方式對魯迅從人格到文格進行全盤否定：“魯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個渺小；魯迅的性情是兇惡，兇惡，第三個兇惡；魯迅的行為是卑鄙，卑鄙，第三個卑鄙。要以壹言括之，是個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都夠不著的角色。”
“而以學者面目出現的另壹批反魯幹將如鄭學稼，則又屬另壹種情況。”古遠清說，戒嚴時期（1949年至1987年）臺灣的魯迅研究成果乏善可陳，影響最大的著作就是曾先後在復旦大學、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府任教的鄭學稼撰寫的《魯迅正傳》，這部作品完稿於1941年2月16日，次年在重慶出版後，在江西、廣東還出現了盜印本。1953年1月由香港亞洲出版社重版，在臺北又出現多種盜印本。這本書從書名到內容對魯迅都持貶損態度。鄭學稼去臺後仍繼續研究魯迅，1978年增訂了該書：刪去了諷刺魯迅的話；盡量用可靠的記錄敘述魯迅的壹生；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魯迅正傳》的勒口上，印有陳映真的摯友尉天驄《推薦的話》：“從193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就壹直難以確定，譽之者頌之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導師’，毀之者詆之為‘赤色的文棍’；這些都是政治主義下被歪曲的魯迅形象。鄭學稼先生這本書根據第壹手的資料來寫魯迅，不但使人接觸到中國近百年來的不幸，也同時使人體認到這壹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