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使社會遭到了壹次空前浩劫。《舊唐書·郭子儀傳》記載：“宮室焚燒，十不存壹，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楱荊（楱應改為榛），豺狼所號。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為人煙斷絕，千裏蕭條”，幾乎包括整個黃河中下遊，壹片荒涼。杜甫有詩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裏百余家，世亂各東西”。這說明經過戰亂，廣大人民皆處在無家可歸的狀態中。
由於戰爭，造成勞動力嚴重不足，統治階級不得不增加稅收，使階級壓迫和統治階級的壓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農民和地方階級的矛盾日益尖銳化，最後迫使農民不得不舉兵反叛，形成唐中葉農民叛亂的高潮。安史之亂後，國家掌握的戶口大量減少。潼關和虎牢關之間，幾百裏內，僅有“編戶千余”，鄧州的方城縣，從天寶時的萬余戶，驟降至二百戶以下。政府卻把負擔強加在猶在戶籍上的農民。唐憲宗元和年間，由於政令不及，稅收只能征自東南八道（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在方鎮統治下的人民，也遭受著“暴刑暴賦”，如田承嗣在魏博鎮“重加稅率”，李質在汴州搞得地區“物力為之損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鎮的橫征暴斂，終於激起了農民的不斷武裝叛亂，代宗壹朝，全國各地叛亂四起，其中規模較大的有發生於寶應元年（公元762年）的浙東袁晁之亂，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亂，以及同期的蘇常壹帶的張度之亂，舒州楊昭之亂，永泰年間（公元765年）邠州之亂等等。這些叛亂雖說很快就被鎮壓，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當時唐室為了早日結束戰事，不惜招撫安史降將如李懷仙、田承嗣等，大肆分封節度使，允許其保留所據地區與兵力，於是藩鎮（方鎮）數量激增，全國各地均置節度使。而安史叛將的舊有軍力得以維持，因此便割據壹方，控制了地方的政務，“郡將自擅，常賦殆絕，藩鎮廢置，不自朝廷"，中央無法控制地方，形成藩鎮割據的問題。如安史舊將田承嗣據魏博、李寶臣據成德、李懷仙據範陽，皆領節度使之職，即河朔三鎮。當時方鎮表面上臣服於唐室，但事實上卻割據壹方，使唐帝國陷入分裂的狀態，當中以河朔三鎮為甚。此壹割據狀態可謂壹直維持至唐亡乃至五代十國。唐末年，宣武節度使朱溫帶兵進入京師長安，控制唐室。其後當朱溫廢唐哀宗，建立後梁，自立為帝，全國各地隨即各自獨立。
安史之亂之影響也包括促使長安、洛陽的衰落與中國政治重心的轉移。自秦漢、隋唐以來，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壹帶均為政治上的首都，是中國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自安史之亂後，因戰亂持續而殘破不堪，李庾《東都賦》描寫安史叛軍“殺人如刈，焚廬若薙”；洛陽“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優偃，政弊則戚居”，故五代之中只有後唐定都洛陽，其他四朝乃至北宋以後的各個皇朝均不再定都於西安或者洛邑。
財經上，華北經濟因此而殘破，經濟重心再度南移，南方取代北方的經濟地位。歷時七年零二個月的戰亂主要蹂躪黃河中下遊這壹唐代人口最稠密和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北方人民多流徙，北方的生產大受破壞；相反，安祿山軍隊雖也曾想攻打江南，擴張勢力範圍，但唐室因許遠、張巡等名臣死守睢陽，使南方並未如北方般受到戰亂的摧殘，南方得以保全。南方因大量北方人民南逃，為南方帶來勞動力，使江南的經濟則日益發達，最終其經濟規模淩駕於中原之上。
唐室為了平亂而向外族回紇借兵，回紇自持憑平亂有功，也屢屢向唐室勒索威逼財帛，連年的侵擾邊境，唐的聲威至此淪落，天可汗制度無法維持。原本隸屬於唐朝的西域地區更是在之後三十五年時間內陸續被吐蕃和回紇所完全占領。
經過安史之亂，唐王朝也失去了對周邊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安祿山亂兵壹起，唐王朝將隴右、河西、朔方壹帶重兵皆調遣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人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數十年後，約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從此內憂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歷代王朝而言，經營西域不外乎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就內部來說，控制了西域既可張揚國威，又保證了絲綢之路貿易的繁榮；就對外來說，控制了西域就可以牽制和削弱北方遊牧民族的勢力，並進而保障河西，隴右的安全，防止南、北兩個方向遊牧民族勢力的匯合。吐蕃攻陷關隴之後，已深入唐朝心腹地區，西域地區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戰略意義，西域的存亡對整個唐朝邊防來說已經沒有多少實際的意義，所以西域雖有“奉國之誠“，朝廷卻因“事勢不及相恤”，不得不采取了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