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這個叫田毅的記者采訪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袁文平的記者手記，雖然內容可能比較深，但是可以當作借鑒。采訪內容是袁教授在改革開放初期大膽提出“商品經濟”概念的人物訪談。記者在寫手記的時候，結合采訪的思路，談了自己對於思想解放在經濟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起跑點
田毅
2008年壹個夏日，在成都圖書館裏，壹疊疊發黃發脆的老報紙仿佛壹位位老人，滿臉皺紋，穿過時空，微笑著招呼記者：來，聽我講——
1978年夏天，成都量具刃具廠急需兩臺縮放刻字機，為每件產品打上編號——因為全國都在整頓產品質量。雖然不遠的寧江機床廠就有生產，雖然壹機部西南產品管理處就有現成的存貨，但為了這兩臺小機器，成都量具刃具廠的職工從壹機部跑到四川省物資局，從省計委跑到省機械局，又到國家計委，半年多就是買不到近在咫尺的刻字機。這是管理體制不合理，還是層次太多、手續繁雜，還是官僚主義作風造成的呢？
那壹年，壹些貧困地方的農民已經分田到戶了（見本報6月25日《從“借地度荒”到包產到戶》），幾個海外經濟考察團正尋覓開放途徑（見本報7月2日《楊波口述1978年西行記》），實踐是檢驗真理唯壹標準的大討論正在幹部群眾中展開，年底，十壹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偉大轉折。不過，具體到經濟體制改革和原則，人們仍在探索中。
1979年，壹些實際經濟工作者和學者把目光“再次”聚焦到價值規律上——說“再次”，是因為20年前，1959年4月，也有壹次全國的價值規律討論會，不過並未真正貫徹。而1979年這壹年，全國上上下下召開了眾多價值規律討論會，2月的四川會議可謂較早，而4月全國的無錫會議規模最盛。
經濟學家薛暮橋在無錫會議的開幕辭裏這樣說：“會前有的同誌問我，會上要講些什麽？我說，第壹，開幕時候不講觀點，避免束縛大家的思想；第二，結束的時候也不作結論。我只講壹個問題，就是百家爭鳴。”
四川會議也壹樣，大家不但同意充分尊重和運用價值規律，還有如袁文平、周振華等壹批人士直接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振聾發聵。
當初學者們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並不完全與若幹年後寫進憲法中的同壹個詞含義等同，但除去概念本身，我們更關註的是究竟是什麽讓大家在這個時候想起價值規律，想到市場經濟？它們的現實來源是什麽？如同歷史每壹步都是事實的累積，我們要知道這個基礎中的壹塊塊巖石在哪裏。
人們說，理論總是灰暗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其實任何能接受時間考驗的理論無壹不是來自現實的土壤，並生根發芽。
由此觀之，1979年這些價值規律討論會不僅是十壹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延續，也是對之前多年每個經濟工作者、學者，甚至百姓切身體驗、切膚之痛的反思，甚至是對常識的回歸。如同袁文平教授談到的價格扭曲下農民很容易就讓“棉花站崗，紅薯睡覺”了，結果反而是各方意見頻頻，政府更多埋單。城市中的國營企業也類似，需要的買不到，有的產品卻在倉庫裏睡大覺，結果越管制越緊缺，依然是政府埋單。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到了不得不變的時刻。
於是，我們發現，諸多事實讓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支出越來越擴大，加之之前計劃體制束縛太深，供需矛盾達到白熱化，於是放權讓利的增量改革成為之後十多年改革的基本特征。鼓勵個體戶等非國有經濟的成長，沿海開放地區更多與國際市場接軌，資源配置的雙軌制等由此展開。
其中貫穿的壹條主線就是，讓價值規律和市場更多更有效地發揮基礎作用，它成為30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起點和內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