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波伏娃，有作家羅曼·加裏，有叛逆的音樂人甘斯布，雖然在世人眼中，他們都沒有得到愛情所謂圓滿的結局，但無獨有偶，他們卻都在“分離”的狀況下，依然互相陪伴，成為對方終身的依靠。
就讓我們細細品味這些“愛情先鋒”對自身情感的真實演繹，或許您對愛情也會得到心中自己的答案。
薩特與波伏瓦——51年的情人契約
西蒙娜?德?波伏瓦曾說過，雖然作為作家，她獲獎無數，作為學者，她在女性進步浪潮中發揮了首要作用，但其畢生最大的成就，當屬與薩特締結的終生伴侶關系。
意大利女學生卡拉曾告訴波伏瓦：“我和男友弗雷德裏克，打算按契約生活”。波伏瓦問，“什麽契約？”，“就是妳和薩特的契約“。波伏瓦笑了：”可憐的孩子！許多人嘗試過，但大多都失敗了“。
1929年的壹個夜晚，24歲的薩特與21歲的波伏瓦坐在巴黎杜樂麗公園長椅上，訂立了壹個既坦誠又有傷風化的契約。該契約前提是，他們之間的愛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然而，除此之外：
1.雙方都有“偶發愛情“，即愛上他人的權利。
2.絕不互相欺騙、隱瞞。
薩特還補充道，他們不需要每兩年更新壹次契約，“如果哪天有人反悔，那麽就向對方寄壹封掛號信。“
波伏瓦的父親原本壹心指望靠太太的豐厚家底衣食無憂，不料家道中落，母親為此終生倍感歉疚。即便丈夫與他人有染，家中常常上演抱怨、爭吵戲碼，她也只得忍氣吞聲。
18歲時，已然“性格鮮明、受人排斥”的波伏瓦決心主宰自己的命運、反對舊時婚姻：男人有權“在婚姻契約上劃上幾刀”，但妻子卻有義務保持貞潔、忠誠。
她決意通過閱讀與寫作釋放天性：成為作家的信念給她的內心”極大安全感”,唯有書本和思想經受得住考驗、真實可信。
就讀於索邦大學哲學系的波伏瓦成績優異，內心卻十分悲觀：“我確信，那個既像我的兄弟，又和我平等的人並不存在”。
薩特是她生命中的驚喜。兩人初遇時，即使談話進行到世界末日，還覺得時間太短： “他完全滿足了我十五歲的願望。在他身上,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波伏瓦更是在《名士風流》中寫道，”經他壹指點，壹切都獲得了無窮的意義：無論人們的面孔、聲音、服飾，還是壹棵樹、壹張布告、壹塊霓虹燈招牌或其他任何東西”。
她並不希望，對薩特而言，她“僅僅是壹只尋求溫存、優雅的小寵物”。而唯有寫作，是“改變的唯壹機會”。而薩特同樣說過，“西蒙娜的優點，使她在我生命中，有著他人無法取代的地位。”
兩人終生沒有同居，而是有著各自的公寓。薩特不贊同壹夫壹妻制，他認為男人應有多個女人，而女人也應該有多個男人。
同樣，波伏瓦願意與之創造壹種新的平等關系，“他使我免於孤獨，但卻沒有剝奪我的清靜。壹切對我們來說都是***同的：但我自有著自己的友情、自己的樂趣、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憂慮”。她甚至還建議自己的學生“解放自我，結交壹些情人”。
波伏瓦在回憶錄中，刻意隱藏了她的同性戀人。而薩特曾壹度同時擁有七個情人。更為奇特的是，他們二人還有幾段“三人行”的關系，其中包括波伏瓦的女學生Olga與Bianca。
談及二人戀情，不少人認為，薩特與波伏瓦過於自私，並不願意為愛做任何犧牲。紐約時報評論家William Grimes更是毫不客氣地說道，“舊情人被新情人取代之頻繁，讓人感覺頭暈目眩、惡心”。
在《名士風流》中，波伏瓦描寫了亨利對“家室”波爾的膩煩，帶著憐憫凝視著波爾建立的虛幻理想。相比之下，小說其他人物的兩性關系並不受社會、家庭的約束。當事人並不受貞操、義務等觀念的煎熬，反而擔憂關註的是彼此之間的愛是否真誠。
波伏瓦借此批判人們把建立在“自發感情沖動”基礎上的交流，變成“權利與義務”的婚姻制度的做法。她認為“要求被社會與道德的實際利益拴在壹起“的夫妻，是無法給予對方終生幸福的。
雖然針對二人“驚世駭俗“婚戀觀念的紛爭壹直未曾平息，但薩特與波伏瓦之間緊密的聯系是毋庸置疑的。1933年，在壹位心理醫生朋友的推薦下，薩特嘗試了壹種新型致幻劑。接下來數月，他壹直處在遊離、失控狀態。波伏瓦因此無比煎熬，時常情緒崩潰，在公***場合不由自主地放聲大哭，並得了重病。
對於薩特這個伴侶，波伏瓦曾說過：“如果我對您說，我們倆五年後晚上18點在雅典巴特農神殿見面，那麽我敢肯定，我會在那準時看見您。“
二人通信中，充滿深情、依賴的表達更比比皆是。例如，1948年，波伏瓦寫信給薩特：
此時，波伏瓦正在與他人熱戀。
履行這個驚世駭俗的契約並沒有那麽容易。1945年，薩特差點在美國與Dolores Vanetti結婚，而波伏瓦同樣拒絕了摯愛，美國作家納爾遜?奧爾格林。
她與奧爾格林跨越大洋互通十六年信件。波伏瓦曾對其說過：“只要您愛著我，我就永不衰老，也不會死去”。然而，她依舊拒絕了奧爾格林的愛。
在《越洋情書》裏，波伏瓦寫道，“納爾遜，我愛妳。如果我不能把生命也給妳，那麽我值得妳愛嗎？[…] 既想把自己獻給另壹人，但又不願全部給予，這樣對嗎？”
波伏瓦的選擇，來自於她對自己生活方式的信念——回到法國，回到薩特身邊，獨立地生活，這才是她“真正的存在“。
在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翁福雷看來，薩特和波伏瓦對任何人都不感興趣，他們只想青史留名。也許翁福雷的指責並非毫無道理：不管是薩特還是波伏瓦，生命的關鍵在於寫作，這也許是兩人定下契約的根本原因：“作為作家，我們將畢生致力於寫作，互相鼓勵、糾正，提供好點子”。薩特每天堅持寫作八到十個小時，作息安排精確，絕不更改。
二人之間長期存在著真正的智力對話，擁有絕對的默契與信心。他們交換各自創作的所有文本，壹起討論、甚至爭吵：波伏瓦會對薩特說，“喏，這裏完全不行，薩特，請別寫了，趕緊把稿子扔了！“而薩特惱怒地表達不滿後，仍免不了認可她的說法。
彌留之際，薩特低聲在波伏瓦耳邊說：“您是壹位很好的配偶。“
薩特逝世後，波伏瓦說，“他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並不會讓我們重逢。就是這樣。我倆能相伴這麽久，已經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