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產方面，英國經濟學家J.E .米德(1907~)提出了壹個著名的例子:兩個鄰居，壹個是養蜂人，壹個是果農，他們是相互依存的。由於蘋果花蜜的滋養，蜂群健康成長，對養蜂人來說是正的外部效益；因為蜜蜂授粉，蘋果長勢好，坐果多，這是養蜂人給果農提供的外部效益。在消費方面，壹棟帶有漂亮花園的房子，或者壹棟新粉刷的建築，可以讓相鄰的住戶賞心悅目，增加相鄰房屋的價值。這些建設成本都是業主承擔的，卻沒有從建築產生的外部社會效益中得到補償。目前，西方經濟學家仍然認為稅收是較好的解決方案。稅收的目的是提高產品的邊際私人成本，使之等於其邊際社會成本，並將外部成本內部化。當生產者意識到產品的全部社會成本時，他們會減少產量，改善資源分配。政府用征收的稅款來控制汙染。最合適的治理程度是使環境清潔的邊際收益等於其邊際社會成本。這意味著消除汙染應該達到無害的程度，而不是完全消除汙染。否則成本太高，得不償失。
逆向選擇是事前的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是事後的信息不對稱。壹般的道德風險是用委托代理機制來研究的，所以代理沖突應該是道德風險的壹部分。道德風險並不等同於道德腐敗。道德風險是西方經濟學家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壹個經濟哲學概念，即“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時做出不利於他人的行為。”或者:在簽約方沒有完全承擔風險後果的情況下，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為。道德風險是代理人在簽訂合同後的隱性行為。由於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給委托人帶來損失。股東與管理者的客觀差異是代理沖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