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走什麽道路問題，馬克思、列寧沒有現成的答案，在革命勝利後，新中國建設走什麽道路問題，馬克思、列寧也沒有現成的答案。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產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壹般規律。這個問題，馬克思、列寧有明確的結論。馬克思早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壹文中，就提出了在資本主義和***產主義之間存在著壹個過渡階段的思想。1875年，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又明確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列寧根據俄國革命的實踐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關於過渡時期的思想。他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壹文中，深刻地指出：“在資本主義和***產主義中間隔著壹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2]並根據俄國的歷史情況，指出過渡時期的基本經濟形式，是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基本階級力量，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和無產階級。由於這些經濟成分的性質不同，這些階級的利益不壹致，他們彼此之間必然要進行激烈的鬥爭。無產階級政黨在過渡時期的重要任務，就是必須利用自己掌握的國家政權，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通過合作社，把廣大農民引上社會主義道路，把農民的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剝奪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歸蘇維埃國家所有，建立起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同時，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馬克思、列寧的論斷，解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革命勝利後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壹般原則問題，這對中國解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也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但是，中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歷史不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不同，不論革命，還是建設，都不可能從馬克思、列寧那裏找到現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俄國的經驗，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走自己的路。不僅中國革命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而且革命勝利後搞社會主義，也要探索出壹條適合國情的中國式的建設道路。
第二，社會主義是中國***產黨的奮鬥目標和政治方向，但是直到1948年中***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以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並未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而是處在長期準備的階段上。中國革命是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勝利前進的。這壹理論在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始醞釀，在抗日戰爭時期形成和確立起來。中國***產黨自壹大起即把社會主義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在新民主主義理論形成和確立的長時間內，通過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問題的不斷探索，提出了關於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思想。毛澤東在開創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中國式的革命道路的鬥爭中，即提出了必須經過“徹底的民權主義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的觀點[3]。1937年5月，毛澤東在闡述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領導責任時，明確地提出了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他說：“***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產主義的階段。”指出：我們的民主***和國，“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壹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壹般的資產階級***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仍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壹個前途”[4]。同年12月在瓦窯堡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中，首次明確地提出了革命轉變的思想。他認為：中國革命的現實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壹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輕易談轉變。”[5]兩年後，毛澤東在《五四運動》壹文中，進壹步指出：中國***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壹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後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歷史必由之路”。[6]毛澤東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連續發表《中國***產黨和中國革命》、《新民主主義論》兩篇文章，標誌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 1945年4月中***七大進壹步發揮、發展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並在全黨確立了它的指導地位。
隨著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確立和發展，毛澤東逐漸構建了革命轉變的理論體系：（1）中國***產黨領導的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壹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7]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方向和前途，壹定是社會主義。***產主義者的最後目的“在於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產主義社會的最後的完成。”[8]（2）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只有完成了前壹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後壹個革命過程。”這恰如兩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才有可能爭取不流血的和平轉變。（3）兩個革命階段“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壹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9]；第壹個革命階段的直接目標，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和社會狀況，推進到工人階級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社會。（4）我們所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壹個過渡階段，是壹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過程”[10]。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才能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沒有壹個新民主主義的聯合統壹的國家，沒有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經濟的發展，沒有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合作社經濟的發展，沒有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沒有幾萬萬人民的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
上述革命轉變的理論，為民主革命勝利後，適時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做了壹定的思想準備。但是，當時，中國***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還處於劣勢和被動地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還遠未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還沒有也不可能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革命轉變還完全停留在理論探索的階段上。
第三，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提到了重要議事日程，成為緊迫的實踐問題。中國***產黨的全部歷史使命是改造舊世界和建設新世界。在民主革命時期，重點是改造舊中國，但改造中有建設；新中國建立後，重點是建設，但建設中也有改造。善於改造舊世界，善於建設新世界，主要是探索中國式的革命道路問題和探索中國式的建設道路問題。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8年毛澤東發表《井岡山的鬥爭》等文，中國***產黨找到中國式的革命道路，經過了近十年的艱苦探索。直到1935年中***中央遵義會議和1938年中***六屆六中全會，又經過十年左右時間，有了許多經驗和教訓，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式的革命道路，才在全黨達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的真正統壹。從此，中國革命以雷霆萬鈞之力、排山倒海之勢發展，1949年新中國屹立在世界東方，改變了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解決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如此艱苦，如此偉大！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只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壹步，革命勝利後解決新中國建設的方向、道路問題，更艱苦，更偉大。
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處在壹個偉大的歷史性轉折時期。在此之前，中國***產黨長期處於劣勢、被動的地位，革命實踐和理論思考的中心只能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也只有走完第壹步，才有可能走上未來的第二步——社會主義。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至解放戰爭中後期，中***中央移駐西柏坡，指揮戰略反攻和大決戰，中國***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已經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由被動變為掌握中國命運的主宰力量。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徹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業已在即，這就為建立新中國，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只有這個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問題才提到黨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革命轉變才由理論探索變成為緊迫的實踐。這裏包括相互關聯的三個問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防止黨執政後腐化變質。這三個問題，集中到壹點，就是如何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問題。可見，西柏坡時期，是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與中國式的建設道路這樣兩條偉大道路開始轉換的時期，如何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問題，已經成為革命實踐緊迫需要回答的問題。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所面臨的任務是十分艱巨而復雜的。壹方面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同國內外反動派作堅決的鬥爭，驅逐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中國，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而決不能半途而廢；另壹方面要籌劃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項政策，以加強政權建設，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做好群眾工作和統壹戰線工作，團結壹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並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要在掌握全國政權以後，繼續改善和加強黨和軍隊的建設，防止因勝利而驕傲、腐化下去，從而，保證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不用流血”，“而可能和平解決”[12]。所有這壹切，都是圍繞著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而展開的。面對這兩條偉大道路的歷史性轉換問題，中國***產黨表現了最崇高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性。在中***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和中***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奪取全國政權後如何建設新中國進行了認真的探索，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途徑和基本政策，並就適合國情、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開始了最初的科學探索。這是關系實現革命轉變，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輝煌成果，開創社會主義偉大基業的根本關鍵。
2．實現革命轉變的精神力量
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在革命轉變的關頭，對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思考。其探索和思考的壹個最顯著特征，是如何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全國範圍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毛澤東在陜北楊家溝中央會議上和晉綏幹部會議上，進壹步闡明了革命轉變的思想理論，闡明了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基本政治綱領和基本經濟綱領。1948年下半年以後，全國範圍的勝利已成定局，毛澤東在中***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和中***七屆二中全會上，及紀念七壹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的基本國情，對革命轉變問題做了新的探索和深刻的闡述，奠定了實現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其基本精神，主要是：關於基本國情。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經濟異常落後，生產力水平極低，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後壹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壹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13]劉少奇、周恩來對這種基本國情做了闡發和論述。這些論述，科學地闡明了新中國建設不能照搬蘇聯的辦法，而必須在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之後，緊接著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同時也闡明了黨制定戰略、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國情依據。
關於革命轉變的前提條件。壹是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向城市的轉變。中***七大時，毛澤東就提出要準備由鄉村向城市轉變。中***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深刻地闡明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變到城市的深遠意義。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鄉村到城市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在城市工作中，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以生產建設為中心，並使其他工作圍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工作；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學會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及外交方面的鬥爭；必須城鄉兼顧，使城市工作和鄉村工作緊密地聯系起來。[14]二是實現由革命戰爭向和平建設的轉變。解放戰爭在全國範圍的勝利，標誌著革命戰爭的結束與和平建設的開始。革命戰爭是破壞舊世界，和平建設是創造新中國。毛澤東指出：革命勝利以後，“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的面前”。他號召全黨努力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努力學會做經濟工作。這兩大轉變，是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進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所必備的政治前提和政治環境。
關於革命轉變的基本目標。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異常落後的基本國情出發，早在《論聯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國工人階級的任務，不但是為著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而鬥爭，而且是為著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為著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而鬥爭。[15]1948年底，毛澤東在《將革命進行到底》壹文中，論述了革命勝利和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關系，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和國，“由此造成統壹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16]。在中***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又進壹步明確地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後，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7]這些重要論述，闡明了革命轉變的社會主義方向、道路，提出了實現革命轉變的生產力標準，以及發展生產力與革命轉變同步前進的構想。
關於革命轉變的主要途徑。1948年中***中央九月政治局會議首次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和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度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探索。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做了比較系統的理論探索。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並以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鬥爭的方式是經濟競爭，這種競爭是貫穿在各方面的，是長期的，是和平的競爭。又提出“這裏就有個‘誰戰勝誰'的問題，我們競爭贏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轉變。”“在這個鬥爭中，決定的東西是小生產者的向背，所以對小生產者必須采取最謹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團結小生產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搞好了，就鞏固了對小生產者的領導權。單是給小生產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領導權，還須進壹步使他們成為小康之家。”[18]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認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少奇的提綱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並提出： “我們要努力發展經濟，由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過渡到社會主義。”[19]在這次討論和探索的基礎上，毛澤東在中***七屆二中全會上，進壹步闡明了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途徑和基本政策。
關於革命轉變的準備條件。毛澤東提出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壹般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條件，指出：“經過新民主主義的改革，而在將來，在國家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大為興盛了以後，在各種條件具備了以後，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並在大家同意了以後，就可以從容地和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20]並認為，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是實現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標準。劉少奇對革命轉變問題提出了兩個基本條件：壹是國家工業化了，重工業大大發展了。1949年6月，劉少奇在為訪問蘇聯所準備的報告提綱中，提出：“只有在經過長期積累資金、建設國家工業的過程之後，在各方面有了準備之後，才能向城市資產階級舉行第壹個社會主義的進攻，把私人大企業及壹部分中等企業收歸國家經營。只有在重工業大大發展並能生產大批農業機器之後，才能在鄉村中向富農經濟實行社會主義的進攻，實行農業集體化。”[21]二是資產階級不反對社會主義並願意和平轉變了。劉少奇1949年5月6日在天津市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現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22]他在同天津資本家談話時又說：社會主義怎樣走法？就是對資本主義實行限制政策，如果不從現在想辦法限制就不能和平地走向社會主義，就要革妳們的命。和平轉變，就是妳不反對社會主義，並讓妳發揮作用。不減薪，還加薪，股東的股票由國家有代價的收歸國有。劉少奇這些闡述，雖然還不夠規範、精確，但已經比較具體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備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階級關系變化兩個基本條件，並實際上提出了和平贖買、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設想。
關於革命轉變的時間估計。早在1940年3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黨政聯席會議上就指出：“新民主主義是暫時的，過渡的，是壹個樓梯，將來還要上樓，和蘇聯壹樣。”[23]1948年9月，毛澤東在談到完成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問題時，強調首先要努力發展經濟，指出：“我國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壹二十年時間。”[24]後來，毛澤東又提出“三年五年恢復，八年十年發展”，也說過要過渡到社會主義“大概二三十年”。劉少奇在闡述和發揮毛澤東的這壹思想時，在1948年12月華北財經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壹種特殊的歷史形態，它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壹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過渡性質不能長久存在，但有壹個相當長的時期。”“這種過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這樣對無產階級有利。”[25]1949年4月，劉少奇在天津考察期間，又分析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特點，指出：“其它國家的資本主義都發達了幾百年，而我們才只幾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這樣做，對工人階級的好處多，壞處少。”[26]
上述關於革命轉變理論的討論和探索，清楚地表明：中***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確實形成了壹種適合國情，經過壹段建設新民主主義而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科學探索精神。這對於當時實現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與中國式的建設道路這樣兩條偉大道路的轉換，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對於今天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仍是壹個重要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