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全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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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全宗
壹、中國***產黨建政初期對高等院校的接管
二、按照“蘇聯模式”實施院系調整
三、院系調整及“蘇聯模式”的長期後果
註釋
1952年6月至9月[1]，中國政府大規模調整了高等學校的院系設置，把民國時代的現代
高等院校系統改造成了服務於集權體制的“蘇聯模式”高等教育體系。這些措施雖然能緩
解當時的技術人才短缺，但也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的高等教育和社會進步產生了不利影響
，使中國的現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走了很長的彎路。目前，中國雖然正試圖通過增設院系
與合並院校來重新改造這種“蘇聯式”高等教育系統，但並未反思50年前高校院系調整政
策的深刻教訓。本文試圖分析1952年院系調整的緣起、過程與後果，以為當前高等教育改
革之鏡鑒。
壹、中國***產黨建政初期對高等院校的接管
早在中***建政之前的“解放戰爭”時期，隨著新解放區的不斷開辟，1948年7月3日中
***中央發出了“關於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新區學校教育的指示”。該文件提出：“對於
原有學校要維持其存在，逐步地加以必要的與可能的改良”，“所謂要維持其存在，就是
每到壹處，要保護學校及各種文化設備，不要損壞”，“所謂逐步地加以必要的與可能的
改良，就是在開始時只做可以做到的事，例如取消反動的政治課程、公民讀本及國民黨的
訓導制度。其余則壹概仍舊。教員中只去掉極少數分子，其余壹概爭取繼續工作”。[2]
解放軍占領大中城市後，立即由軍事管制委員會（簡稱“軍管會”）接管當地的高等
院校。1948年12月15日，解放軍進入北平市海澱地區，次年1月10日中***北平市“軍管會”
派出“軍代表”正式接管了清華大學。“軍代表”先召開學校負責人及教員、學生、工警
代表會，宣布接管方針和政策，征詢他們的意見，接著召開師生員工全體大會，宣布正式
接管。接管後，學校的業務和員工的生活即由“軍代表”管理，“軍管會”提供師生員工
的生活維持費和維持校務的必要經費；同時也變更了部份課程設置，廢除了“國民黨黨義
”、“六法全書”等課程，增添了馬列主義課程。1949年6月1日，華北人民政府公布了“
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了“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職權，從此北平市所
有被接管的高等學校都移交給“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管理。[3]上海解放前夕，中***的接
管人員集中於江蘇省丹陽地區，為準備接管高等學校，專門成立了“高等教育處”，專司
調查高校情況並制定方案。接管人員進城後先號召復校上課，同時召開各種座談會，宣傳
中***的方針政策。他們於1949年6月15日接管交通大學，6月24日接管復旦大學，6月25日接
管同濟大學，至6月底完成了交接工作。從7月到12月接管人員在各高校組織了校務委員會
，絕大多數學校添設了政治課，還把發給學生的“臨時救濟金”改名為“人民助學金”。1950年
3月11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正式成立，從此上海高校均移歸該部管理。[4]全國各地高
校的接管程序與滬京兩地基本相同。
二、按照“蘇聯模式”實施院系調整
1949年10月以後，中央政府頒布的《***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和國的文化教育
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5]按中央政府的解釋，當時的
大學課程在相當程度上還不算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也不能適應國家建設對專
業人才的迫切需要，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學法”[6
]。
同年12月，中央政府召開了“第壹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確定
了“以老解放區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有用經驗”的高校改造方針，並且認為，
由於老解放區高等幹部教育是農村環境與戰爭環境的產物，因此“特別要借助蘇聯教育建
設的先進經驗”[7]，“應該特別著重於政治教育和技術教育”[8]。當時，中國政府缺少
辦學經驗，非常倚重蘇聯專家的幫助，在1950年代中國的高等院校***聘請了861名蘇聯教育
專家，直接參與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設，而中國派往蘇聯的留學生和進修教師亦高達
9,106人。
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政府在1950年樹立了兩個按照蘇聯經驗實行“教學改革”的“
樣板”：其壹是文科的中國人民大學，另壹個是理工科的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
學仿效蘇聯工業大學的模式管理。政府為中國人民大學確定的辦學方針是，“教學與實際
聯系，蘇聯經驗與與中國情況結合”，並且在該校投入重金，為全國高校培養馬列主義政
治理論課的師資，同時大批培訓“調幹生”，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壹所學校的經費就占教
育部全部預算的20％[9]。
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第壹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首次明確提出：“我
們要在統壹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或其某些院系，以
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0]。同年6月，毛澤東在中***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有
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在這個問題上
，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11]此後，中央政府教育部針對各地、各校有關
合並、調整院校的請示報告，逐步提出了院系調整的壹些具體原則，如“各系科之分設，
主要應視其設備及師資等項條件是否足夠而定”，“今後開設新學系，必須日趨專門化”
，“學校中原有系組向專門化方面發展，是符合建設需要的”。[12]
中***建國之初就已在小範圍內零星組織高等院校的院系調整。1949年底，北京大學和
南開大學的教育系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
院合並成立了北京農業大學。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學法學院的邊政系被取消，該校社會
學系並入政治系；安徽大學的土木工程系和藝術系並入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生物系海洋
組並入山東大學；南京大學醫學院改屬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領導，後改稱“第五軍醫大
學”。
在“以蘇聯為師”和“向蘇聯壹邊倒”政策的影響下，1951年中國政府提出，要系統
地移植蘇聯的教育模式，按照蘇聯的高等教育集權管理、高等教育國有體制和高度分工的
專門教育體系來建構中國的高教制度。從此，中國政府開始對高等學校實行集中統壹的計
劃管理，將各校的招生人數、專業設置、人事任命、學籍管理以及課程設置等全部納入政
府的計劃管理範圍。各高等院校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由專人擔任各級政治輔導員，主持
大學生的政治學習及思想改造工作。與此同時，政府還逐步取消教會大學，並改造和限制
私立大學。華東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學、私立光華大學為基礎，籌建了公立的華東
師範大學。1951年底全國20所教會大學全部改組完畢，其中11所被收歸國有、改為公立大
學（即輔仁大學、燕京大學、津沽大學、協和醫學院、銘賢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
理學院、福建協和大學、華南女子文理學院、華中大學、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華西協
和大學），其他9所則維持私立，由中國人自辦，政府予以補助（即東吳大學、齊魯大學、
聖約翰大學、之江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嶺南大學、求精商學
院）。
1951年11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召開了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擬訂了全國工學院院系調
整方案，而後教育部和中央政府重工業部、燃料工業部及其他有關部門多次磋商，最後擬
訂了“關於全國工學院調整方案”[13]，由政務院批準。該調整方案以華北、華東、中南
地區的工學院為重點。在北京市，清華大學改為多科性工業高等學校，北京大學工學院、
燕京大學工科各系並入清華大學；保留北京大學為綜合性大學，撤銷燕京大學，清華大學
文、理、法三個學院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各系並入北京大學。在天津市，南開大學工
學院、津沽大學工學院、河北工學院合並到天津大學。此外，浙江大學改為多科性工業高
等院校，之江大學的土木、機械兩系並入浙大，浙江大學文學院並入之江大學；以南京大
學工學院、金陵大學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學建築系合並組成獨立的南
京工學院；又將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兩個航空工程系並入上海交通大學，成立航空工程學
院；武漢大學水利系、南昌大學水利系和廣西大學土木系水利組則合並成立武漢大學水科
學院；武漢大學礦冶工程系、湖南大學礦冶系、廣西大學礦冶系、南昌大學采礦系則合並
為設在長沙的新建學校中南礦冶學院，在該校專設采煤系和鋼鐵冶煉系；中山大學工學院、華南聯合大學工學院、嶺南大學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廣東工業專科學校也合並為新-成立的華南工學院；西南工業專科學校航空工程專科則並入北京工業學院（即原華北大學工學院）。
隨著中國工業化建設的推進，亟需“大量的合格的各種專門人才，尤其是工業建設的
專門人才”[14]。上述“工學院調整方案”旨在集中相同學科的師資於壹地，但工科院校
的數量所增有限，至1952年初，全國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僅為36所，約占17%，工科學生
在大學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這個水平[15]，而且工科院校的水平不高，規模小，不能
培養配套齊全的工程技術專業人才。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中央“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校，整
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16]的方針，提出了“及時培養供應各種建設事業（首先是工業）
所必需的高、中級幹部和技術人才”的任務，為此決定增加高等學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學
院50所，師範學院25所[17]。教育部擬定發布了“關於全國高等學校1952年的調整設置方
案”，仿照蘇聯高校模式，以華北、華東和東北三區為重點實施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這次
調整的特點是：除保留少數文理科綜合性大學外，按行業歸口建立單科性高校；大力發展
獨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繼新設鋼鐵、地質、航空、礦業、水利等專門學院和專業。
1952年6月，京津地區開始了又壹輪高校院系調整，華東、西南、東北等地隨即跟進。
至1952年底，全國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實施了院系調整，形成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高等教
育系統的基本格局。當時，教育部規定，以綜合性大學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及師資，全國各大行政區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過4所；“少辦或不辦多科性的工學院，多辦專-業性的工學院”；每個大行政區必須開辦1至3所師範學院，以培養高中師資，各省可辦師範專科學
校，培養初中師資，師範學院設系應嚴格按照中學教育所需。[18]
根據這次的調整方案，僅保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東北人民大學、中山大學、武漢大學等校為文理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工學院-、重慶大學、交通大學、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校則被定位為多科性高等工業院校。同時新設立以下院校：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唐山鐵道學院的地質系科組-合成立北京地質學院；由北京工業學院、唐山鐵道學院、山西大學工學院、西北工學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業學院采礦、鋼鐵機械、天津大學采礦系金屬組合並成立北京-鋼鐵學院；由北京工業學院航空系、清華大學航空學院、四川大學航空系合並成立北京航空學院；由北京農業大學、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森林系合並成立北京林學院；-由北京農業大學機械系、北京機耕學校及農業專科學校合並成立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的經濟系財經部份與中央財政學院各-系科合並成立中央財經學院；由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的政治、法律系與輔仁大學社會系合並成立北京政法學院；由原津沽大學師範學院、天津市教師學院合並-成立天津師範學院；由原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安徽大學、震旦大學、上海學院、東吳法學院的法律系與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滬江大學、聖約翰大學的政治系合並成立華-東政法學院；由原聖約翰大學醫學院、震旦大學醫學院等校合並成立上海第二醫學院；由原齊魯大學藥學系、東吳大學藥學專修科合並成立華東藥學院；由原交通大學、大-同大學、震旦大學、東吳大學、江南大學的化工系合並成立華東化工學院；由原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的水利系及華東水利專科學校合並成立華東水利-學院；由原南京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的航空系合並成立華東航空工業學院；由原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金陵大學三校體育系科合並成立華東體育學院；由齊魯大-學經濟系與山東會計專科學校合並成立山東財經學院；由江南大學農藝系與南通學院農科等校合並成立蘇北農學院；由武漢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的礦冶系合並成立中-南礦冶學院；由原重慶大學、貴州大學、川北大學的土木系合並成立重慶土木建築工程學院；由原重慶大學、四川大學、川北大學的化工系等系科合並組成四川化工工業學-院；由東北人民大學財政信貸、會計統計兩系與東北財政專門學校、東北銀行專門學校、東北計劃統計學院合並成立東北財經學院；由原東北地質專科學校、東北工學院地-質系與山東大學地礦系合並成立東北地質學院；由東北農學院森林系與黑龍江省農業專科學校森林科合並成立東北林學院；由原復旦大學農學院移設沈陽農學院，並將東北-水利專修科並入；由河北農學院、平原農學院兩校畜牧獸醫系合並成立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
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工科、農林、師範、醫藥院校的數量從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
加到149所，而綜合性院校則明顯減少，由調整前的51所減為21所[19]；與1949年以前工科
、農林、師範、醫藥院校的在校生歷史最高年份人數相比，1952年這4個科類的學生人數從
7.04萬人上升到13.84萬人，幾乎翻了壹番，但政法類在校生卻從37,682人下降到3,830人
[20]。
此次院系調整除了合並重組高校系科，還根據計劃經濟和工業建設的需要設置新專業
，“新的專業的面則常比西方大學生主修的專業窄”[21]；同時把民國時期大學內部的“
校—→院—→系—→組”結構改變為蘇聯模式的“校—→系—→教研室（組）”。此外，
私立大學和原教會大學全部改為公立，撤銷了輔仁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聖約翰大
學、之江大學、滬江大學、震旦大學、嶺南大學、華南聯合大學等校的校名，其系科並入
當地其他院校（如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金陵大學文理學院各系並入南京大學相關
系科）。
三、院系調整及“蘇聯模式”的長期後果
1952年的院系調整固然解決了中國高等教育中工科過於薄弱的痼疾，但其缺失不容輕
忽。當時，中國政府對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及實況缺乏了解，將蘇聯的教育經驗作泛
政治化理解，甚至與“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混同起來，進而全面否定歐美國家以及民國
時期高等教育的理念與有益的學術傳統，摒棄了本科的通識教育（Generaleducation），
辦學主體也從過去的多元化改變成壹元化。這種“蘇聯模式”的教育體制有以下明顯缺失
：
第壹，用技能訓練替代現代教育模式。1952年的院系調整確立了高度壹統化的教育模
式，抹煞了學校之間以及學生個體之間的差異；而分科過細的專門教育體系又使高校的專
業變得相當狹窄，學生的知識結構單壹，影響了學科之間的滲透、交融與發展，也阻斷了
培養大師級人才的可能性。現代教育與技能訓練的最大不同就在於，現代教育不僅傳授知
識，更孕育著壹種源源不斷的人文資源。學生如果單有狹隘的專業知識和興趣，也許可以
被訓練成“工匠”，但絕對出不了大師。人文主義熏陶與科學技術教育，和而不同；兩者
對於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品質與邏輯和抽象思維皆功不可沒。1949年以後中國雖然培養出
不少技術專家，但幾乎未產生在世界科技與社會科學領域內堪稱頂尖級的人才。這與1952
年院系調整造成“高等教育長期文理、理工分家，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相割裂，給培養的
學生帶來了思維方式的缺陷和知識面的偏頗”[22]是高度關聯的。即便是在那21所號稱綜
合性大學的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學校裏，其實也僅僅剩下了文、理科，其他系科已被撤
銷。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學有文、理、工、農、醫、師範等7類42個系科，院系調整後僅保留
了文、理方面的13個系[23]，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傳統的學科分類組成系科
和專業，不僅文理科之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就連文科各系科之間以及理科各專業之間也缺乏
相互的滲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調整後形成的所謂“綜合大學（文理學科型）—多科型工
科大學—單科型專門學校”的高校設置模式，因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基礎科學與應用科
學的相互脫節和分離，影響了學科的更新發展與人才培養的質量；同時，還妨礙了以後高
等學校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之結合。[24]
第二，偏重工科，忽視理科，嚴重削弱政法、財經等人文社會學科。1947年中國高等
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學在校學生總數的24%，到了1952年這壹比例下降到2%，而到
1962年則僅占0.46%。以政治學（PoliticalScience）為例，清朝末期京師大學堂開辦不久
，其所設的8個科目中就有“政治學科”，辛亥革命後相繼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
政治學系；1948年全國約200所大學中有近50所大學設立了政治學系，以培養政治學人才，
這些系的課程設置中不僅有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國際政治、中國政治等政治學課程，
也有行政學和操作性比較強的行政管理。那時中國的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的教學與研究曾取
得相當成績，湧現出壹批著名學者，出版了不少有價值的政治學與行政管理著作。1949年
後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建設壹個穩定的、高效能的、真正由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
治體制，按理說政治學逢此良機本應大有用武之地，然而1952年中國政府卻模仿蘇聯模式
，在院系調整過程中取消了大學中的政治學系科，也不允許政治學作為壹門獨立的學科而
存在。在政治學被取消、法學日漸式微之後，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悲劇，這
不能不令人深思。[25]至今中國仍然只將法律當作統治者手中的工具，憲政理念尚處於萌
芽狀態、遠未進入治國理念，也與這次院系調整後政法教育的闕失有直接關系。
第三，“蘇聯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導致中國整整幾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這給
現今國人道德精神的劣變埋下了根子。當時中國政府只從經濟建設的短期需要出發，滋生
了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著重培養大批工科專業技術人員，而與實用技能訓練無關的重要
系科則被連根拔掉，由此造成了人文精神（Humanism）的流失。學生在壹種高度威權主義
的教育體制和教育哲學的引導下被作為工具加以訓練。例如，清華大學原是壹所有著濃厚
人文底蘊和文理工結合的壹流綜合性大學，上個世紀初在人文與科學方面曾經璀璨壹時，
群英薈萃，壹大批光輝不朽的名字如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朱自清、胡適、王國維、
顧毓秀、聞壹多、金嶽霖、張奚若、梁思成、馮友蘭、潘光旦、曹禺、錢鐘書、熊慶來、
華羅庚等，為中國的學術研究和東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輝煌貢獻。但1950年代初政府只
考慮到國家建設對培養工業人才的迫切需要，取消了清華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和理科，大
大影響了清華大學此後的發展。工科的發展與理科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沒有理科知識作
為知識基礎，工科不可能單科獨進。北大的情況亦復如此。由於1952年院系調整造成的內
傷，中國的清華與北大如今只能成為出國留學生的搖籃。更重要的是，這種教育體制下成
長起來的幾代人都缺乏人文精神。中國的有識之士曾經呼籲關註這種闕失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但“蘇聯模式”高等教育體制的不良影響還將延續相當長壹段時期。
註釋
[1] 陳文斌、林蘊暉等主編，《中國***產黨執政五十年》，中***黨史出版社，1999年版，
第56頁。
[2] 中***中央政策研究室編，《政策匯編》，1949年5月5日。
[3] 教育部檔案，《1948——1949年長期卷》，卷12。
[4] 教育部檔案，《1950年長期卷》，卷11。
[5] 翟葆奎主編，《教育學文集》（第17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頁。
[6] 出處同上。
[7] 《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684頁。
[8] 出處同註[5]，第5頁。
[9] 成仿吾，《戰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頁。
[10] 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6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第73頁。
[1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壹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頁。
[12] 教育部檔案，《1950年院系調整卷》。
[13] 蘇渭昌等主編，《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8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
94、95頁。
[14] “做好院系調整工作，有效地培養國家建設幹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頁。
[15] 出處同註[7]，第967頁。
[16] 出處同註[14]，第346頁。
[17] “中央教育部黨組六、七月份的綜合報告”，《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3冊）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55、356頁。
[18] 教育部檔案，《1952年院系調整卷》。
[19] 《中國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99年，第1864頁。
[20] 《中國教育年鑒》，1981年，第966頁。
[21] R．麥克法誇兒、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和國史》（1949—1965），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頁。
[22] 周遠清，“挑戰重理輕文，推進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融合”，《中國高教研究》，
2002年1期。
[23] 王德滋等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頁。
[24] 出處同上。
[25] 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歷程”，《新華文摘》，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