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陽大廈17樓，見證了諸多上海金融改革“第壹”的龔浩成，神采奕奕地向記者講起20年多前籌建上海外匯調劑中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故事。本報記者 施培琦 攝
■見證時刻：1990年12月19日
■見證人物：原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龔浩成
■見證地點：黃浦路15號
中山東壹路23號、現中國銀行大樓，最初是中國人民銀行的辦公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從這裏發出了壹系列金融創新的“指令”，引領上海朝著國際金融中心的方向壹步步邁進。本報記者施培琦實習生賀佳穎攝
1988年，上海成立了外匯調劑市場；1990年，上海成立了證券交易所；就在這段時期，上海有了第壹個證券公司、第壹個股份制銀行、第壹個信用評估機構……在采訪這些“第壹單”的時候，有壹個名字壹再被提及——龔浩成。他是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組”成員之壹，是籌建交通銀行的主要成員，還是友邦保險進入上海的推動者。
湊巧的是，在按年代梳理已經見報的“第壹單”時，突然發現大多數的金融創新都集中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那段時間擔任央行上海分行行長的也正是龔浩成。
30年過去了。回過頭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最激情洋溢的年代，正是那個年代的壹系列大動作，為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奠定了最初的雛形。
康平路會議定調三人領導小組籌建上證所
龔浩成見證了上海金融改革太多的“第壹”。2月底，在歐陽大廈17樓，龔浩成向記者講起了20年前的上海金融往事。
龔浩成今年已經83歲了，看上去精神很好，聲音洪亮。談起當年籌備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過程，龔浩成壹下子打開了話匣子。
說起上證所的建立，不能不提的是著名的“康平路會議”。上世紀80年代末，上海出現了外資撤資現象，上海的標誌性建築東方明珠也因德國資金的撤離而面臨著中途停工。龔浩成至今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形勢異常的嚴峻，世界的目光註視著中國，揣測中國下壹步改革開放的路怎麽走？向哪裏走？
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1989年12月4日，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時任上海市市長朱镕基主持召開了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開了壹整天，專題討論金融改革問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也從北京趕來參加會議，龔浩成及另兩位金融專家華東師大的陳彪如、上海財大的劉波也應邀到會。
會議主要研究兩個問題：壹是面對外資撤走，如何加快金融改革？二是建立證券交易所以及引進外資銀行的問題。對於引進外資銀行，大家沒有異議。會上爭論最大的是有關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的議題。最後，主持會議的朱镕基拍板：“老龔搞了再說，慢慢擴大。”會後，成立了由李祥瑞、龔浩成、賀鎬聖3人組成的籌建上證所領導小組。要知道，在當時的情況下搞證券交易所確實風險很大。不少人對龔浩成說：“老龔，千萬不要搞這個，將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就會從這裏產生。”
“壓力非常大”，龔浩成回憶道——“當時，朱镕基對我和李祥瑞說：‘妳們兩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劉鴻儒負責。妳們兩位還在第二線呢！’壹年後上證所成立了，我遇見朱镕基又提起這件事，朱告訴我，在籌建上證所之前，他曾當面向鄧小平報告過，鄧小平說：‘妳們辦吧，辦了再看。辦了不好，我們再改嘛！’”
證交所辦成關鍵有權向朱镕基直接匯報
“三人小組”成立後，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展開了。“那個時候我們兵分三路籌備交易所。壹路負責制定法規章程，參與的人員有馮國榮、王華慶、王定富；壹路由尉文淵負責找地方、裝修等具體籌備工作；還有壹路人馬直接對‘三人小組’負責。後期樓繼偉等都參與了進來。”
將近20年過去了，龔浩成對籌備上證所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現在看來，這件事情能做成有兩個很關鍵的因素：“其中壹個是‘三人小組’直接對朱镕基負責。我們3個人分別來自央行、交行和體改辦，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每個決定都要通過各自單位的黨組討論，那麽決定壹件事情必然要花費不少時間。更何況如果大家意見不壹致，那就更麻煩了。這個時候直接匯報的好處就顯現出來了，可以不必受別人幹擾，可以不必顧慮單位意見，事後再尋求統壹。這樣就大大加快了辦事的進程，減少了阻力。”
另壹個因素就是大膽創新設計了“大小非”制度。龔浩成表示，如果當時不搞“大小非”，中國股市不要談什麽突破，連存在的可能性也不會有。即使在19年之後，龔浩成憶及至此，對上海人辦事的“個中智慧”還頗為自豪。龔浩成說，這就是中國特色。
向野村證券取經帶回兩箱書寫出6篇論文
采訪之前，記者看了不少關於籌備上證所的文章。很多文章都說籌備的時候壹切都是自己摸索的，並沒有去國外取過經。龔浩成告訴記者，事實並非如此，至少在行長這個層面，其實已經做了大量的調研和準備工作。早在1986年，劉鴻儒就組織了央行全國13個分行的行長專門到日本野村證券進行為期壹個月的學習，費用全部由野村證券承擔。
或許是經常思考的緣故，83歲的龔浩成有著超強的記憶力，居然能夠壹個不漏地記起20多年前的13個分行的名稱：“有江蘇分行、南京分行、蘇州分行、廣州分行……去學習的主要是沿海地區的分行，都是壹些在接下去幾年中可能會成立交易所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即將到來的“大浪潮”中，各地的行長們已經做好了準備。
從野村證券回來以後，龔浩成對怎麽搭建證券交易所有了完整的認識和充分的思考。“從日本足足帶回來兩大箱子書啊，光是怎麽籌建交易所的論文就寫了6篇！”
受深圳報紙啟發辦匯市
除了證券市場，在龔浩成當央行上海分行行長期間，還籌備了另外壹個重要的市場——外匯市場。龔浩成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末的時候，國內的外匯非常緊張。緊張到什麽程度呢，龔浩成講了個故事給記者聽：“當時我們30幾人壹起去美國華盛頓參加世界銀行經濟學院的壹個項目管理培訓，美國方面給我們每天100美元的生活補貼。那是上世紀80年代啊，每天100美元的費用應該說是相當高了。可是事實上，我們每天的零用錢是不可能拿到那麽多的，而僅僅只有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必須交回給國家，因為當時國家外匯實在緊張啊。”
在這樣的局面下，龔浩成當時有了很明確的壹點想法就是，外匯市場壹定要辦。但是具體怎麽辦，還不是太清楚。很少有人知道，這裏還有壹個“小典故”，促成上海外匯市場起步的居然是深圳壹家報紙。
“那天我在看深圳壹張報紙的時候，看到壹篇文章在討論能不能進行商品調劑。突然靈光壹閃，對啊！調劑，外匯能不能調劑呢？先在企業之間進行調劑，這樣就不涉及到外匯流失了。”就是受深圳報紙上這篇文章的啟發，上海的外匯調劑中心就此起步，慢慢成長為今天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記者手記
要在上海把金融市場壹個壹個搞起來
1947年，剛剛踏入大學校門的龔浩成第壹次接觸到了西方經濟學理論。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龔浩成依然清晰地記得那些帶給他“養份”的學界大家，壹切仿佛都發生在昨天。“學了那麽多東西，我只記得三個人：亞當·斯密、凱恩斯和馬克思。”
在這3人的引領下，龔浩成很早就有了開放的思想。上世紀80年代初，龔浩成還在上海財經大學做系主任時，上課時就足足講了3個小時的證券。“我上課是有些‘歪門邪道’的。當時其他老師都反對啊，他們認為上課就應該按教學大綱嘛，怎麽可以講這些呢？”那個時候，龔浩成已經在校園裏開始了對市場經濟基本理論的最初傳播。而壹批批聽著“歪門邪道”課程長大的學生們，如今正在上海各大金融機構裏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學校打下了紮實的理論基礎，來到央行做行長的龔浩成當時思路很清晰：市場方面，要把證券、外匯、拆借、貼現等市場壹個壹個搞起來。每年辦1—2個創新的東西，把國外有、我們沒有的東西全部做起來。體制方面，打破央行“大壹統”格局，讓工、農、中、建承擔起了更多的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