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貨殖列傳序》出自司馬遷 原文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挽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 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
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 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 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裏往往山出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 《周書》 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 矣。
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故太公望 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 繦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閑斂袂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壹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 也。
故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 之民乎。
2. “經濟”在古代叫什麽杭州在周朝以前，屬於“揚州之域”。傳說在夏禹治水時，全國分為九州，長江以南的廣闊地域均泛稱揚州。公元前21世紀，夏禹南巡，大會諸侯於會稽山（今浙江紹興），曾乘舟航行經過這裏，並舍其余杭（“杭”是方舟）於此，故名“余杭”。壹說，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稱此地為“禹杭”，其後，口語相傳，訛“禹” 為“余”，乃名“余杭”。
春秋時，吳越兩國爭霸，杭州先屬吳，越滅吳後，屬越。戰國時，楚滅越國，杭州又歸入楚國的版圖。
秦統壹六國後，在靈隱山麓設縣治，稱錢唐，屬會稽郡。《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醜，始皇出遊……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這是史籍最早記載“錢唐”之名。現在的市區，當時還是隨江潮出沒的海灘，西湖尚未形成。
西漢承秦制，杭州仍稱錢唐。新莽時壹度改錢唐為泉亭縣；到了東漢，復置錢唐縣，屬吳郡。這時杭州農田水利興修初具規模，並從寶石山至萬松嶺修築了第壹條海塘，西湖開始與海隔斷，成為內湖。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杭州為吳國的吳興郡，屬揚州。因外族相繼入侵，晉室南遷，促進了江南和錢塘江兩岸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時，西湖已有“明聖湖”、“金牛湖”之稱。東晉鹹和元年（326），印度佛教徒慧理在飛來峰下建了靈隱寺，這不僅是西湖最古的叢林建築，也是江南最古老的名剎。隨後有方士許邁及葛洪等人在武林山下、韜光、寶石山壹帶進行寫書、煉丹等活動，傳播宗教，西湖名山勝水也漸次開拓。梁武帝太清三年（549），升錢唐縣為臨江郡。陳後主禎明元年（587），又置錢唐郡，轄錢唐、於潛、富陽、新城四縣，屬吳州。
“杭州”之名首次出現
隋王朝建立後，於開皇九年（589）廢郡為州，“杭州”之名第壹次出現。下轄錢唐、余杭、富陽、鹽官、於潛、武康六縣。州治初在余杭，次年遷錢唐。開皇十壹年，在鳳凰山依山築城，“周三十六裏九十步”，這是最早的杭州城。大業三年（607），改置為余杭郡。六年，楊素鑿通江南運河，從現在的江蘇鎮江起，經蘇州、嘉興等地而達杭州，全長400多公裏，自此，拱宸橋成為大運河的起訖點。這壹重要的地理位置，促進了杭州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隋書·地理誌》記述：“杭州等郡，川澤沃衍，有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商賈並輳”。這時的余杭郡有戶15380，杭州戶口統計由此開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錢唐。因避國號諱，於武德四年（621）改“錢唐”為“錢塘”。太宗時屬江南道，天寶元年（742）復名余杭郡，屬江南東道。乾元元年（758）又改為杭州，歸浙江西道節度，州治在錢塘，轄錢塘、鹽官、富陽、新城、余杭、臨安、於潛、唐山八縣。州城的範圍也隨之擴大，由原來的城南沿江壹帶發展到今天的武林門壹帶。由於運河的溝通，杭州成為貨物集散地，社會經濟日趨繁榮，人口也逐漸增加，唐貞觀（627-649）中，已有 15萬余人；到開元（713-741）中發展到58萬人，此時的杭州，已與廣州、揚州並列，為我國古代三大通商口岸之壹。長慶二年（822），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大規模浚治西湖，並築堤建閘，以利農田灌溉。又繼李泌之後重修六井。從這時起，西湖之名益彰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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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經濟”壹詞在古代是什麽意思關於“經濟”壹詞，詞典中是這麽解釋的：壹是指國家或個人的收支狀況，如報道中我們經常聽到“經濟結算”、“把經濟搞活”，等等。
二是生活上的節省或節約，消費上精打細算，用消耗較少的消費品來滿足最大的需要，例如有些餐館門前掛的招牌寫著“經濟小吃”、“經濟早點”等。 然而，在我國古代，“經濟”壹詞並不是以上這兩層意思，而是經邦濟世、經國濟世或經世濟民等詞的綜合和簡化，如《晉書紀瞻》中“識局經濟”，隋王通《文中子中說》有“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它們都是治理國家、拯救庶民的意思。
李白有壹首詩《嘲魯儒》：“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 ”大意是：魯地的老頭子壹開口就談五經，壹輩子只知道死啃經書的章節、句讀，如果有人問他們治理國家的方略，他們就像落在煙霧之中，茫茫然，壹無所知。
“經濟策”，既不是管理財經之策，也不是節約之策。《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痛恨“仕途經濟”，也不是說他討厭同金錢打交道。
這裏“經濟”都是“經世濟民”的意思，比現代的“經濟”含義要廣泛得多，因此古代衡量壹個人才能的高低，往往以是否善於“經濟”為尺度。 由此可見，“經濟”壹詞發展到現在，與古時相比，詞義已發生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