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四十年的精誠合作，大珠三角地區實現了長足發展，為今日的粵港澳大灣區奠定了堅實基礎。自二十世紀末“灣區經濟”概念提出以來，灣區已經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技術和體制革新的增長極。無論是從人口集聚還是城市分布來看，灣區及其直接腹地都是承載現代文明的核心區域，粵港澳大灣區為這壹論斷做出了新的註腳。
通常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涵蓋十壹個城市，包括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九個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深圳、東莞、惠州、廣州、佛山、肇慶、江門、中山和珠海。大灣區總面積達5.6萬平方公裏，人口總數6800萬人，人口密度為988.73人/平方公裏。大灣區經濟總量近2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大灣區，僅次於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東京灣區。
從國內來看，大灣區不僅是中國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先行區域，更是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持續向前發展的核心帶動力量；從國際來看，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發展趨近世界前沿，核心城市諸如香港、澳門、深圳、廣州的國際化水平業已達到或接近世界壹流水準，對高端人才、精密科技、跨國資本、總部經濟等現代經濟和社會發展要素的吸引力日益加強。但粵港澳大灣區也同時面臨新的挑戰和新的機遇：
1 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面臨的挑戰
粵港澳合作初期，廣東腹地極其落後，歐美地區則是高度發達，從而為港澳發揮（特別是香港）“中轉站”“中間人”角色創設了條件。但是，粵港澳近四十年的合作發展道路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征：壹是持續擴大的區域分化，二是核心城市的同質化競爭趨勢愈演愈烈。壹方面，先行壹步的粵港澳地區和後發的中西部地區的差距仍然巨大，粵港澳灣區不同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同樣巨大，城鄉之間的貧富分化趨勢仍未在根本上得到逆轉。
另壹方面，核心城市之間的趨同性導致競爭多與合作，甚至引發了誰是龍頭城市的紛爭，兩地之間的爭議也越來越多，這對粵港澳灣區的深度合作顯然是不利的。新時代下，粵港澳大灣區的持續發展首先面臨國內其它高速增長地區的競爭，其次面臨歐美發達地區經濟持續低迷的市場限制，傳統協作發展方式不再可行。已經發展到壹定高度的粵港澳大灣區不得不在面臨國內外雙向競爭的背景下，爭取進壹步深化分工格局，壹方面在更高價值環節獲取競爭優勢，另壹方面也要擴大市場規模，尋求新的合作與發展空間。
2?“壹帶壹路”倡議賦予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在後全球化時代，伴隨著地方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擡頭，全球化進程開始遇阻，全球分工體系和治理秩序面臨新的變化。以開放為命脈的粵港澳大灣區必須因應形勢，整合區域力量，以新的姿態更好地推進全球化和區域壹體化進程。“壹帶壹路”倡議的提出，正是中國主動重塑全球治理體系，尋求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
粵港澳近四十年的融合發展經驗印證了開放與合作對於區域繁榮的重要性，珠三角從封閉走向開放與合作，走向與國際市場緊密融合，其成長與世界環境息息相關。國際市場分工格局演變為珠三角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開放、年輕、包容的珠三角抓住了這次機遇，通過積極融入國際市場，承接國際產業轉移，自身產業體系逐漸得以建立、發展，區域分工體系日趨完善，地區融合發展程度不斷提高，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在未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
隨著資源稟賦和國內外發展環境的變化，粵港澳大灣區還要著眼於世界分工格局演變，適時轉變發展策略，搶抓先行機遇，發揮本地的比較優勢，爭取占據世界分工體系的更有利位置。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成績舉世矚目，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增長模式的外生性根深蒂固，資源粗放利用，環境汙染加劇，區域分化嚴重。隨著現行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的逐漸耗盡，經濟下行的壓力加大。
為了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持續發展：對內，中國需要進壹步深化改革，加強制度體系和治理現代化建設；對外，中國需要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應對保守主義興起和全球化收縮的趨勢，平衡國際秩序，促進世界持續和平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互聯互通。粵港澳大灣區就是在中國內部經濟轉軌以及外在國際壓力驟增的背景下，獲提升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家策略之壹。
適逢“壹帶壹路”倡議從理論走向實踐，這就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絕佳的歷史機遇。粵港澳大灣區有能力，更有必要主動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尋求對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新平衡，實現可持續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