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寧波市在原市委書記許運鴻等多名主要官員因腐敗被查處後，於2000年初在全國首先推出了廉政賬戶“581”（諧音“我不要”）。旨在讓有關人員通過上交其收受的“無法退回”或“不便退回”的現金、有價證券，促進領導幹部的廉潔自律，“挽救瀕臨犯罪邊緣的黨員幹部”。具體做法是：各級黨政機關、社會團體和企事業單位的黨員幹部收受的無法退回和不便退回的各種禮金，可到紀律檢查部門指定的銀行繳入專用賬戶，繳款後由銀行提供專用賬戶的“繳款回執”。繳款人在填寫“現金繳款單”時可以不署本人姓名和單位名稱。凡持有該賬戶“繳款回執”的，可視作主動拒禮拒賄。
“廉政賬戶”推出後，在寧波地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寧波市“581”賬戶在壹年多中，收到黨員幹部上繳的禮金達180多萬元，***計200多筆；而據浙江省紀委統計，2001年前5個月，全省黨員幹部主動上交的禮金、禮券折合人民幣達1952萬余元，其中通過廉政賬戶上交的有1048萬元。自寧波及浙江溫州、杭州等地之後，“廉政賬戶”這壹反腐倡廉的新舉措在全國眾多省市迅速推廣普及開來。不少城市紀委先後仿效，紛紛建立“廉政賬戶”，賬號有叫 “581”的，也有叫“981”（就不要）、“510”（我要廉）的，不壹而足。據報道，山東濟南自“廉政賬戶”設立以來，壹直保持了平均日進1萬元的速度；而從沈陽“慕馬案”被查處後的2001年8月至10月兩個月時間裏，沈陽“廉政賬戶”猛然進賬400多萬元。
然而，理論和實踐中對“廉政賬戶”的質疑和爭議卻始終沒有停息。去年同期，為促進全省廉政建設，福建省直機關決定設立“廉政賬戶”，專門用於有關人員上繳違反規定收受的“紅包”。對將錢款繳入“廉政賬戶”的行為，可視為主動上交，可適用“根據情節，可以不予處分、免於處分或減輕處分”的規定。此前，福建省壹些地方為配合深入開展廉政建設，也建立過類似的“廉政賬戶”。但是，“廉政賬戶”制度在福建省推廣以來，許多幹部群眾對此提出異議，主要認為“廉政賬戶”容易被少數公職人員當作“擋箭牌”，助長他們蒙混過關的僥幸心理，同時，也降低了黨員幹部的自律標準。發生在江蘇南通的壹個案件，更是印證了人們對廉政賬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可能存在漏洞的擔心。江蘇省南通市某學校負責人楊某，利用教材輔導材料等訂閱和承印等機會，多次收受賄賂、貪汙公款近16萬元。為迷惑別人，他將其中的2萬多元打入紀委設立的“510廉政賬戶”。當辦案人查辦此案時，楊某即以已將贓款打入“廉政帳戶”為借口，企圖逃脫法律制裁。
為此，不久前福建省紀委專門發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單位全部撤銷已設立的“廉政賬戶”，並在2002年5月底前將該賬戶內的款項全額移交同級財政，同時將本地區本單位賬戶清單報省紀委備案，今後公職人員對外交往中確實難以拒收的禮金，要按照禮品登記上繳制度執行。
“廉政賬戶”制度在全國許多地方相繼建立以及福建省紀委要求撤銷“廉政賬戶”的通知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成為社會生活中人們普遍關註的壹個熱門話題，也同樣引起了理論界（主要是法學界）的重視。對於“廉政賬戶”有沒有合理性？設立“廉政賬戶”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廉政賬戶”設立有否法律依據？是否與現代法治精神存在根本的矛盾與沖突？等等問題，理論界和實務界觀點和意見頗不壹致，可謂眾說紛紜，莫衷壹是。由此也在全國範圍內引發了壹場較大規模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