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尊奉鄉人朱僖（明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徽商不僅在家鄉修建祠堂“祭用朱文公家禮”，而且到外地經商也要在所建會館內祭祀朱僖，他們把理學作為家族內行事和經商活動的準則。因而，理學觀念在徽商中影響極大。徽商“賈而好儒”、“左儒右賈”，把業儒看得高於服賈，尤對子弟業儒無不寄予厚望，期待甚殷。據統計，明代徽州有進士392名。清代僅歙縣取得科第者（含寄籍），計大學士4人、尚書7人、侍郎21人、都察院都禦史7人、內閣學士15人、狀元5人、榜眼2人、武榜眼1人、探花8人、傳臚5人、會元3人、解元13人、進士296人、舉人近千人，整個徽州就更可觀了。
與徽商幾乎同時崛起於明清時期的晉商尊奉的則是山西人關公。凡有晉商活動的地方，多建有晉商會館和關公廟宇。有些地方的晉商甚至是先建關帝廟，後建會館。晉商把關公作為他們最尊奉的神明，以關公的“誠信仁義”來規範他們的行為和經商活動，把關公文化作為他們的倫理取向，以致關公文化在其精神、道德、行為方面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晉商獲取的巨大財富，對整個山西民風產生了勢不可擋的影響，出現了壹種以“學而優則商”來替代“學而優則仕”的現象。雍正二年（1724年）山西巡撫劉於義奏稱：“山右積習，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壹途，其次寧為胥吏，再次者謀入營伍，最下者方令讀書。”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約商賈居首，其次者猶肯力農，最下者方令讀書”。清末舉人劉大鵬說：“當此之時，凡有子弟者，不令讀書，往往學商賈，謂讀書而多窮困，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是以應考之童不敷額數之縣，晉省居多。”
作為結果整個清代科舉中***有狀元114人，其中安徽位居江浙後列第三，有狀元9人，而山西有清壹代科舉中卻無壹狀元。不過，山西另有5位武狀元。這恐怕與山西歷來多戰場，商人中也有不少習武之人，加之商品販運及金融流通之需，以致山西多鏢行、鏢師，甚至武林中著名的形意拳發祥於山西太谷縣，大有關系。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下結論：徽商重儒，晉商尚武。
中國的儒商現象，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學說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思想意識形態，儒家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和主體，對社會生活發生了支配作用，而影響甚至形成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在先秦時代不過是諸子學派之壹，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之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才被定為壹尊。此後，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發這程中，儒家學說雖然也經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戰沖擊，形成了魏晉隋唐時期的三教鼎立局面，但儒家學說仍然不失為歷朝治國理政的根本。尤其是儒學在與佛道二教的論爭、融合與會通中，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與思辨精神，開創了宋明理學的新局面。儒家思想進壹步發展成熟，成為官方哲學。經過統治階級的強化與長期熏陶，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和民族性格。業儒，成為讀書士子進入官場的本途徑，於是，崇儒成為濃厚的文化氛圍，社會儒化心理自然成為時尚的追求。
自漢以下，儒士、儒臣、儒生、儒史、儒吏、儒將、儒相、儒醫等概念相繼出現，這些概念不僅標明身份，而且不無矜誇的意味。《漢書.匡張孔馬傳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官及當子晏，鹹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江淹《孫x墓銘》贊揚他“體兼遷、雲，學備儒史”。蘇軾有詩盛稱儒將之興：“聯翩出儒將，豈惟十朱輪。”劉因《張燕公讀書堂》也說：“濟濟唐開元，儒臣相伯促。”洪邁《夷堅甲誌》也提到：“有祁人謝與權，世為儒醫。”這期間，惟獨儒商的概念出現最晚，不僅清康熙時所編纂的類書《佩文韻府》中未收此辭條，《辭源》《辭海》中也未曾收錄。這原因，最主要的是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的儒家學說，長期以來堅持以“足食之本在農”、地方官“以勸農為職”，並不把商業看成發展經濟的重要途徑，商人的社會中的地位壹直極為低下，儒人學士既不屑為之，也就難以載入正史，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說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
明代是中國商業經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城市人口劇增，經濟者推行壹條鞭法，把田賦、銀差、力差及各種土貢、徭役等都折成銀兩征收，近使生產者不得不出售部分農產品以獲得貨幣來交納賦稅，這就大大促進了農業生產商品中化的發展，農業的自給經濟逐步向商品經濟過渡，商品經濟的加速發展又帶來了觀念的變化。嘉靖、萬歷期間，張居正進行經濟制度的改革，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見，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他旗幟鮮明地提出：“省征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把商業發展擺到了與農業並駕齊驅的地位。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更進壹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號，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在這種時代條件和進步思想的影響下，商業的發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個時代條件下應運而興的。
徽州自古以來，山多田少，土地瘠薄，農業收入不足以自給，只好轉而從事手工業和商業，以求自保。《徽州府誌》載：“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確，所產至薄，……大都壹歲所入，不能支什壹。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負就食他郡者，常十九。”《江南通誌》亦稱徽州”鹹有溪山之勝，然嶺谷險陋，壤地磽瘠，水湍悍，，少瀦蓄。不雨易枯，驟雨則山漲暴至”。所以顧炎武說：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無田可業。徽人多商賈，蓋勢其然也”。缺乏發展農業的基本條件，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經商謀生的基本原因。在徽州，不僅是貧無立錐的農民，義無反顧地外出經商；就是壹些家有資產的富戶或士大夫之家，也發現經商致富的迅捷，而對投資經商產生極為濃厚的興趣。林西仲說：在徽州，“民有資產者，多商於外，其在籍之人，強半無立錐”。歸有光也說：徽州地區“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可見，徽人經商，又是千百年民情風俗、濡染積習所然。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貧瘠的自然環境中繁衍生息，培養了勤勞儉樸的品格。長期的經商，使他們獲得了豐富的經商經驗。而朱文公闕裏的文化熏陶，更為他們商業的成功提供了堅實的文化素養，使他們在選擇經營地點，確立經營方向，尤其是權衡經營利弊，形成商業信譽等方面，表現出較高的智慧和成熟。徽州地處長江中下遊，其東北達於金陵、揚州等商業、鹽業極為發達的城市，其西與瓷都 景德鎮接壤，閩贛各地的茶葉、木材及瓷器，取給都很便利。其東連接蘇、杭太湖流域，紡織、絲綢極為發達。江南壹帶的糧食、棉花、鐵礦可通過長江水路，銷往全國各地。徽州商從充分考慮和利用了優裕的地理位置，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賈，經營範圍廣及絲綢、棉花、染料、棉布、糧食、木材、食鹽、鐵器等多方面，而以“鹽、茶、木、質鋪四者為大宗”。其中又尢以當鋪為活躍，《嘉興縣誌》有載：“新安大賈與有力之家”，“每以質庫自潤”。明《神宗實錄》亦載：“徽商開當鋪遍於江北，資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者，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不僅如比，徽商還投資於手工業生產，開鐵礦、染坊，歙人汪道昆《太函集》多有所載。如徽商朱天澤“從兄賈閩，蓋課鐵冶山中，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徽商阮弼，“自蕪湖自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茲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載，遍於吳、越、荊、梁、燕、魯、齊、豫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這些徽商，盡管遠離故土，易地經商，卻極善於經營之道，頗能運發心計。許仲元《夢異筆談》載新安汪氏經營布匹，“設益字號於吳閭，巧為居奇，密囑衣工，有以本號機失繳者，給銀二分，縫人貪得小利，遂群譽布美，用者竟市。……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行天下”。他們還廣泛搜集商業情報，利用各種關系，謀求財利。萬歷年間，朝遷修乾清宮與刊寧宮，置皇家采辦於江南采購木材，徽商王天俊獲如此事，乃“廣挾金錢，依托勢要，鉆求*付，賈木十六萬根，勿論夾帶私木不知幾千萬根，即此十六萬根木，稅三萬二千余銀，虧國課五六萬兩”。因而在明中葉以後，徽商在全國各地迅速發展，資本積累起來越多，在全國各地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謝肇*說：“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之大賈，“藏鏹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也”。徽商與晉商，成為當時聞名中國的兩大商幫。而相形之下，徽商因賈而好儒，具有比晉商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和流行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