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對制度的宣傳學習不夠，制度的影響力逐漸減弱。每年的廉政教育宣傳月主要以典型宣傳和警示教育為主，法律和制度教育較少。制度宣傳方式單壹，多以文件形式傳達到各單位。幹部職工學習次數有限，不能完全掌握制度精神實質。有些制度出臺後沒有及時宣傳，廣大幹部群眾不熟悉、不了解，制度普及率和知曉率較低。例如，壹些村幹部文化程度低，學習機會少，對制度規定壹知半解。甚至壹些新任村幹部對《農村基層幹部廉潔履職若幹規定（試行）》並不了解。當他們被調查時，他們不知道自己違反了哪項制度規定，而且他們通常不相信調查結果。
三是制度完善更新慢，執行效果先緊後松。有些規定過於籠統，沒有具體的標準和實施辦法。例如，在對“三公經費”的檢查中發現，各單位的職務費用從10元到200元不等；公車維修費用普遍較高，但沒有具體的標準依據來衡量是否違反規定。有些制度已經過時，沒有及時修訂，不符合基層實際。壹些制度缺乏監督檢查，效果甚微。例如，各級領導都申報了領導幹部個人財產申報制度，但沒有核實申報是否屬實，對隱瞞不報的行為如何處理也沒有配套制度。同時，許多系統的實現也不可能壹致。往往是前期領導重視，狠抓落實，成效顯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後期監督檢查較少，壹些制度的作用逐漸減弱，最後甚至形同虛設。
四是對違反制度的懲罰力度不夠，制度的權威性受到質疑。壹些部門和領導對違反制度的行為視而不見，甚至搞“下不為例”“特殊情況特殊處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些制度被反復強調和重申，容易導致黨員幹部法的麻木。壹些單位仍然堅持吃喝是小事、遲到是小事的舊思想，對幹部職工重教育輕處罰。對違反者的懲罰不明確，懲罰力度弱，調查不嚴格，導致違反者無視制度，逃避責任，大大降低了制度的威信，質疑制度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