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人的行動”貫穿了利息、時間與資本結構思想
利息源於人的時間偏好。利息產生的唯壹原因是人們有“正的時間偏好”，即人們對於當前在手的物品的評價要高於未來才能到手的同壹物品。也就是說，人們對於壹件未來的物品，在現在評價時，其價值要低於在未來某個時刻的評價。利息可以看作是現在與未來“交換”的產物。
在米塞斯看來，“利率”純粹是“時間”現象，與資本或資本品沒有關系，利率絕非資本的生產力回報。
“時間偏好”屬於“人的行動”範疇，不屬於“心理”範疇。要正確理解利息，就必須正確理解時間。“時間偏好”中的時間不是“平均生產時間”，而是壹個屬於“行動學”範疇的概念。“生產時期”在行為中扮演的角色完全存在於行為上人在不同長度的生產時期之間的“選擇”，“生產時期”是由選擇構成的。
利息是資本的價格，利息又源於時間偏好。哈耶克認為“資本問題實際上是個時間問題”。哈耶克指出，“時期”不是單維的，社會生產是相互聯系的，”生產時期“是多維度的矢量，不同產品的”生產時期“不能加總測量，不能“平均化”，社會的“平均生產周期”也不能說明什麽問題，也不能進行比較。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認為資本是“結構的”，人們壹般只看到資本的總量，而忽視資本的結構，實際上資本“結構”的變化遠比“量”的變化更重要。
二、商業周期與資本結構的混亂
根據資本結構理論，企業家改變計劃，資本結構也將隨之改變，如果企業家的計劃錯亂，就會導致資本結構紊亂；如果企業家們的計劃普遍發生錯誤，那麽基本結構將出現嚴重混亂，其外在的表現就是“商業周期”。
商業周期不是市場本身的問題，而是政府幹預扭曲貨幣、銀行這些重要的市場制度所導致的。
人們往往把“貨幣”Money和“通貨”currency相混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貨幣”是政府發行的紙幣，但紙幣其實是“通貨”，不是真正的貨幣。貨幣的本質是黃金，而通貨是政府發行的信用媒介（法幣），與黃金沒有關系，它只是壹個符號，甚至壹個數字，本身沒有價值。政府發行的通貨取代貨幣，是發生商業周期的根本原因之壹。
米塞斯認為，“信用媒介”是壹種沒有黃金儲備做後盾的貨幣。在商品流通中，信用媒介與貨幣具有相同的功能，但信用媒介更容易擴張，這種信用媒介的擴張會導致市場利率系統性地低於自然利率（信用媒介沒有擴張時的利率），低利率將刺激企業家擴大生產，出現上文說的“企業家計劃的普遍錯誤”，導致生產結構（資本結構）的變化不符合消費者的跨期偏好。企業家將投資在被人為壓低了的利率下看似具有“營利性”的項目，生產規模擴大意味著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但是實際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數量並沒有增加，增加的只是信用媒介。投入新企業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必然要以其他企業中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減少為代價，這就意味著生產資料價格和工資的上漲，進而導致消費品價格上漲，造成了繁榮的假象。
羅斯巴德指出，生產過程總比貨幣的流通過程更長，在生產過程完成之前，物價就已經上漲了，物價的上漲導致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利潤將被侵蝕，那些在信用擴張（低利率）的情況下看似具有盈利能力的項目就不再是盈利的項目，而是投資失誤了。壹旦銀行為防止貨幣體系的崩潰而采取措施終止信用擴張，壹些企業就不得不縮減生產規模，而另壹些企業將關門或者破產。
在信用擴張的情況下，壹方面，在遠離消費品的壹端出現產能過剩；另壹方面，在靠近消費品的壹端，由於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價格上漲，企業的利潤下降，即使企業提高消費品價格，可能也不足以彌補要素價格的上漲。這種情況壹般被稱為“生產結構的扭曲”，但我們更願意稱之為“資本結構的混亂”。
詭異的是，在信用擴張的過程中壹邊是貨幣供應量大幅增加，另壹邊卻出現“錢荒”，即企業的融資成本反而更高了。這是為什麽？原因在於，信用擴張促進資產（尤其是房地產）價格上漲，大量的信貸資金都流入投機性的領域，追逐實體經濟中難以獲得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的借貸利率提高了，對需要資金的企業來說，市場利率的提高即意味著需要支付比原來更高的融資成本。“貨幣數量論”難以解釋這種現象，因為根據該理論，可以用多印鈔票的辦法解決“錢荒”問題，但這壹辦法顯然是飲鴆止渴。
信用擴張也與銀行制度的扭曲有關。銀行制度的扭曲，集中表現在“中央銀行”和“部分儲備的銀行制度”上。“部分儲備的銀行制度”指銀行的貸款並沒有黃金和儲戶自願的儲蓄做後盾，或者說銀行把儲戶的活期貸款都貸出去了。儲戶（尤其是活期存款的儲戶）把資金放在銀行裏是為了獲得安全和隨時提取的便利，儲戶有隨時把資金提取出來的權力，銀行在未經儲戶許可的情況下私自將這部分資金貸出去，不可避免地造成重復支付問題，並且顯然侵害了儲戶的財產權，剝奪了該儲戶存款的壹部分購買力。
“部分儲備的銀行制度”非法地擴張了信用，銀行也正是利用儲戶不會集中地提取存款來獲利。這種銀行制度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壹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央銀行為它提供了保障，更準確地說，商業銀行從中央銀行那裏獲得了以部分儲備就可以實施信貸擴張的“特權”。那麽為什麽政府要給銀行特權呢？答案在於，政府和銀行之間存在互利關系：政府可以利用銀行發債，或者通過其他方式進行信用擴張，解決資金的財政困難而不必求助於稅收；而銀行在信貸擴張中多“銷售”了本不存在的貨幣，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而且還不用承擔信用擴張的風險，因為所有風險都可以讓中央銀行來承擔。
政府幹預貨幣和銀行體系後，出現了兩個“沒有支持”：作為交易媒介的法幣沒有黃金支持，用戶投資的信貸沒有真實的生產資源支持。
奧地利學派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將分析重點放在個體、行動的個體之上，在現實世界，個人依據其偏好和價值進行選擇。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明確關註個體而非寬泛的“階級”（古典經濟學），因而得以輕松解決難倒古典經濟學家的“價值悖論”。市場上的任何個體都永遠不會再作為壹個類別的“面包”和作為壹個類別的“鉆石”之間做出選擇。壹個人所擁有的某種商品數量越多（單位數量越大）,他對任壹給定單位的評價就越低。
行動的個體面對著特定單位或者“邊際”，並以這種方式進行選擇。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原則”，“面包”比“鉆石”便宜得多的原因，是可獲得的面包數量要比鉆石的克拉數大得多，因而每條面包的價值和價格就比每克拉鉆石的價值和價格小得多。這裏並不存在“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再可獲得面包數量充裕的情況下，對於個體來說，每條面包是沒有每克拉鉆石“有用”的。
在不同條件和文化下，每個人具有不同的時間偏好率，即偏愛當下商品甚於未來商品的程度不同。他們的時間偏好率越高，他們收入中用於當下消費的比例越高；時間偏好率低，他們越會為了未來的生產而儲蓄和投資。因為時間偏好，所以產生了利息和利潤；時間偏好的程度和強度決定了利率和利潤率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