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爐詩話》是使他名聲大震的理論批評著作，自問世以來，因其理論尖新而獲得眾多學者、詩論家的關註。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璟評價該詩話“哀梨若剪”，詩論家趙執信久慕《圍爐詩話》，三次訪求書稿而不得。《四庫全書總目》贊同詩話中所提出的“詩中有人”等觀點有精妙之處，肯定其對明前後七子摹擬習氣的批評聲討。陳良運在《中國詩學批評史》壹書中認為吳喬是虞山派中值得重視的詩論家，“於政教說、於審美說，都有創見”。
詩歌的創作過程中有兩大因素尤其重要：詩人與詩人所處的環境。早期的論詩家們已經註意到並且著眼於兩者關系的研究，吳喬也不例外，在《圍爐詩話》中拈出“心”與“境”兩個核心概念，分析詩歌創作中主體和客體關系，以此探明詩之“意”的來源以及詩中“意”的形成。
吳喬認為“境”直接作用於“心”，這是詩歌創作的先要條件。“境”是指詩人所經受的人事境遇，是詩歌創作的客體，而“心”正是詩歌創作中的主體。在《圍爐詩話》卷壹中，吳喬提到“心不孤起，仗境方生”氣“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生焉”說明“境”這壹客體對主體“心”的作用：人的境遇有窮困通達之分，所處其間的詩人則會相應的產生哀傷喜樂的不同情感。詩人欲將盤繞心間的思想情感壹吐為快，“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由此萌發創作詩歌的沖動。因此吳喬指出詩人的創作中，“意”來源於“境”對“心”的影響，若詩人忽略了自身所處的境遇，就無法有感而發，詩歌的命意就丟失了。
在《答萬季野詩問》中，吳喬提出“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意好比是米，那麽文就好比是米做成的飯，而詩則好比是米釀成的酒。米要經過加工才能做成飯，飯要經過發酵才能釀成酒。雖然飯比米香，酒比飯醇，但須先有米，才能炊而為飯，釀而成酒。這幾句以精妙的比喻，說出了作文、寫詩的過程及詩較之文更精美的道理。可供引用說明在詩文創作中應該“意在筆先”，或強調思想感情要經過加工整理才能成為精美的詩文。
“意”如同“米”是詩文之本，但“意”在詩與文中的表現形式大相徑庭。文意與文之詞關系直接，“措詞必副乎意"，如同米與阪，從文詞中明顯看得出其意。而詩意與詩之詞關系卻可間接，“措詞不必副乎意"，仿佛米與酒，意於詩之詞中並非能壹眼透穿；“米"經過“釀”的提煉、改造過程已經變形，表現得頗隱蔽，但味道卻反更深厚。這決定亍“詩道性情"及“為人事之虛用”的性質。
吳喬在《圍爐詩話》中得出“詩酒文飯”的觀點，為後世的論詩家所稱道。其論說的切入點是詩與文的審美差異比較，可以說他在對詩文差異性進行層次分析的同時，發現了詩之所以有別於文而成為詩的審美特質所在。他認為詩歌的第壹大特質即是“詩為虛用”。
“詩為虛用”中的“虛”是指詩歌具有非世俗功利性，詩人在進行詩歌創作時必須舍棄對現實功利的考慮，方能“物我同壹”，進入創作的澄明之境。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現實生活中的萬事萬物都是對人有益、有害這兩面性。比如罌粟花，花朵所散發的氣味吸入過多會使人感到眩暈昏迷，罌粟果實食用過多令人上癮，這是對身體有害的。將罌粟花和果實進行科學的深加工和提煉，並且嚴格控制用量，即成為治病救人的良藥，這便是給人帶來益處。但罌粟花壹旦進入審美活動，人會去欣賞花朵艷麗的顏色和優美的外形，其有益或是有害的壹面不再為人所關註，功利取向在人的審美意向面前變得無足輕重。
“詩為虛用”的論點與康德的審美非功利性之論有相通之處。吳喬同時也強調“詩為虛用”中的“用”，詩人寫詩是為了“吟詠情性”，以此可知詩歌在表達情感這壹審美層面上具有功利性，世間不存在超功利的詩，不見性情的詩歌吳喬將之貶斥為“異物”。詩之“虛用”是詩歌非功利性與功利性的統壹，是無用之用。吳喬有如下總結：“詩乃心聲，非關人事，如空谷幽蘭，不求賞識，乃足為詩。”作詩不追求實際的世俗利益的滿足，而是應忠實於表達詩人自身誌向情懷。真正的詩應該是出自詩人本心，壹派自然天真。
“詩為酒”的第二層面是指詩歌具有獨特的審美表達方式，吳喬對此有壹段相當精彩的解釋：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
吳喬認為，詩與文都將“意”視為根本，但是表達的方式相互不同。作文應清晰明了地表達思想內容，讓讀文的人更易理解作者作文的意圖，文中之言和作者之意是相符合、相同步的，就像飯壹般，由米煮成但卻能看出米形狀。詩歌卻不然，其所包含的意象與生活形態之間存在著差異，詩歌不是對生活的析模仿而是詩人對現實生活和自身情感狀態的提煉、升華，所以詩人會采用壹系列特殊的表達方式，詩中之言和詩人之“意”不再是壹壹對應，而出現了吳喬所說的“變形”，如同米釀造成酒，米的固體形狀完全改變而成了液態的酒。
詩之所以能如酒“醉人”，是因為詩歌含蓄不盡的審美屬性。文人作文章，分論點圍繞總論點而展開，講求文意鮮明、不蔓不枝。吳喬敏銳地註意到，當讀詩之人在詩意空間中盡情沈吟時，會有壹類審美體驗岀現，即是***鳴，好比喝酒之人，因酒感染了情緒而喜悅、哀傷。
“文飯詩酒”說不失為《圍爐詩話》中壹大理論創新亮點，從詩歌的審美功用、審美表達方式、審美屬性和審美體驗這幾大方面來探討詩歌審美特質這壹維度。
明代前後七子可以說占據了明詩壇的半壁天下，他們皆以盛唐詩為宗，但卻在創作上陷入了摹擬竊古的泥潭。毫不誇張的講，明代復古主義者最為後人詬病之處即在於此，吳喬在《圍爐詩話》中更是不吝嗇筆墨，歷數復古之流的弊病。
沒有經史的概念來點評詩歌是吳喬所不能認同的。他冷嘲熱諷那些不合格的鑒賞者：“胸中無史書時事，故非所責。”《圍爐詩話》中曾載敖陶孫器評子建雲：“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實際上，子建壹直受到曹丕、曹叡的限制和打擊，其詩歌大部分都反映他“生乎亂、長乎軍”的時代感受，或者抒發他在壓制之下時而憤慨時而哀怨的心情，這與“少年風流自賞”簡直是風牛馬不相及。於是，吳喬譏刺：“敖陶孫器之評詩，如村農看市，都不知物價貴賤。”“只此壹語，知其未曾讀書也。”
《圍爐詩話》中還提到長久以來文人們對李商隱詩歌存在誤讀，只道其“艷情”，沒能領會其中深意。吳喬感嘆：“（李義山）其詩七百年來知之者尚鮮也”。他自認獨具慧眼，透視出李商隱詩歌的“本意”，“凡讀唐人詩，孤篇須看通篇意，有幾篇者。須合看諸篇意，然後作解。庶幾可能作者之意，不可執壹二句壹二字輕立論。”吳喬還提及要以謹慎的態度全面地鑒賞詩歌。這也是較為積極的觀點。
吳喬生逢亂世，壹生遊走於南山北水之間，途中多有感觸，類同於某些前人詩中所描寫的境和情，因此他對這些詩產生強烈的***鳴，將其誦讀而出，借以壹吐當下的情感。好詩之所以能引起讀者的***鳴，主要原因即是詩人表達岀了人的普遍情感，如離家去國的羈旅之人會因離別懷鄉的詩作而感傷，郁郁不得誌的文人會在前賢所遺留下的勝跡面前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