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融資最早起源於西方發達國家，壹國在發展中，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會或多或少地面臨初次融資的不足，從而導致融資主體遭遇資金瓶頸，再融資正是在這種需求之下孕育而生。
「鏈接」再融資在西方各發達國家的發展有所不同，日、德等國家則更多地選擇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間接融資，而英、美等國家傾向於以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為主的直接融資。日本和德國通過國家的宏觀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扶助其優勢產業快速發展；在英國和美國，債券融資則成為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進行再融資的首選，對他們而言，債券再融資帶來了壹個無可比擬的優勢——杠桿效應。
而且，隨著市場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不斷深化，再融資在國外也顯示出壹定的發展趨勢，其具體表現為：1）手段多樣化；2）業務多角化；3）形式證券化；4）價格自由化；5）範圍國際化。
相對來說，我國再融資起步較晚，與西方國家再融資市場相比，可謂***性個性並存，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國的再融資方式主要以股權融資為主。再融資在我國的發展經歷了壹個由單壹模式向多元化轉變的過程——由最初的配股向配股、發行新股和可轉換債券同時並存的轉變——這壹轉變證明了我國再融資市場向成熟的不斷邁進。
目前比較權威的再融資理論包括權衡資本結構理論模型，最優融資順序理論，代理成本學說理論。其中以最優融資順序理論流傳最為廣泛，它將融資方式與財務狀況掛鉤，認為最優融資順序是：內部融資（通常的做法是留存收益和固定資產折舊）、債權融資、股權融資。國外再融資實踐也都為我們證明了這壹點，由於內部融資容量有限，目前的國外企業再融資均以債權融資為主，很少采用股權融資的形式。中國的再融資同樣也以內部融資為起點。但與傳統再融資理論不同的是，隨著內部融資市場的逐漸飽和，我國再融資企業傾向於股權融資而非債權融資。
其次，相對國外發達證券市場，我國的融資、再融資規模明顯偏小。我國股權再融資無論從數量還是比例上都只占到了股市總量的壹小部分。從債權再融資角度看，有關數據顯示，每年我國所發行的債券只占國民收入總額的30％左右，而其中很少的壹部分是專門針對再融資發行的，相對於日本（100％以上）等發達國家，我國的債權再融資規模過於狹小。所以從這壹點來看，可以說我國再融資市場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