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的發展變化有其特殊性。
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和1981為負增長外，其余年份均有所增長，增長速度並不十分緩慢。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基本上是壹條曲折的曲線，有些年份有很大的波折。但是，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運行情況卻是另壹種情況。在1995之前，由於財政支出增速慢於GDP增速，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壹路下滑，到1996止跌，到1997開始上升，恢復速度較快。因此，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曲線呈現出先逐年下降再逐年上升的特征。這種發展趨勢反映了經濟體制轉型期的特征。
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對較高，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壹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個人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較小，而許多個人必需品由國家低價甚至免費供應；另壹方面，國有企業幾乎所有的利潤和折舊基金都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流動資金投資甚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分配。簡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的是壹般企業家和壹般家長的角色。這種作用在GDP分配中的體現就是實行“統收統支”制度。既然要“統壹”，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必然更高。經濟體制改革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經濟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千千成千上萬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活力。要實現這壹目標，實施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必要條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壹個向國有企業放權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與此相對應的是，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許多項目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在財政支出賬戶中或多或少收縮，有的甚至消失，這導致財政支出的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下降，進而導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步下降。不僅如此，中國預算內財政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下降過快，下降幅度過大，在1979-1985+07期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然而，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並不符合經濟發展的壹般規律。中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它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過度收縮和過度統壹的局面，調整了政府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了經濟活力，推動了經濟體制改革。壹旦經濟體制走上市場經濟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實施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加速增長，上述下降趨勢應該會得到扭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的下降趨勢將在某壹點上停止並趨於回升。中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的邊際傾向和兩者決定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996年停止下降，並在1997年開始上升，特別是在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之後。目前我國財政支出的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已遠超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
答:探索財政支出的合理規模，必須從分析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因素入手。參考前人的規範分析，結合國內財政支出發展變化的實際，尋求國內財政支出的最佳規模。綜上所述，經常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宏觀因素有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和社會因素:
（1）經濟因素。主要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體制、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當前經濟。
政策等。關於經濟發展水平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如穆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分析，顯示了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和支出結構的變化。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明顯例子是經濟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總的來說，中國在很長壹段時間內仍是壹個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體制仍處於轉型過程中。從經濟因素來看，我國經濟改革之初，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這是財政為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穩定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加快。但是，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鞏固基礎設施等主導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科普教育、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就業領域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任務十分緊迫而艱巨，需要同時進行。這就要求在壹段時間內適度提高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此財政收入增長的可能性和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必要性將是未來財政運行的主要矛盾。
②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壹是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政治結構和行政效率；第三是政府幹預政策。關於政治穩定的問題，皮科克和懷斯曼的分析已經分析過了。當壹個國家發生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時，財政支出規模必然會超出正常範圍擴大，事後壹般很難降至原有水平。政治結構和行政效率首先與壹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市場經濟模式有關。壹般來說，傾向於中央集權的單壹制國家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較高，而傾向於地方分權的聯邦制國家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相對較低。北歐國家由於政府安排的高福利，財政支出規模最高；行政效率涉及政府機構的建立。如果壹個國家的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支出必然增加，這是肯定的。政府的經濟幹預政策也是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顯然，政府通過法律、行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幹預經濟活動具有不同的資源再分配效應和收入再分配效應。例如，政府通過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對經濟活動的幹預並沒有導致政府的資源再分配或收入再分配活動，即財政支出規模保持不變。不同金融手段的幹預效果也不同。例如，毫無疑問，財政資金的充分投入可以帶動社會的配套資金。但如果采取財政貼息、財政補貼、稅收支出等方式，可能會以少量的財政資金誘導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引導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即發揮所謂的“四兩千斤”效應。
③社會因素。如人口、就業、醫療、社會救濟、社會保障和城市化等，將極大地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相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失業和扶貧、生態環保、城鎮化等方面的增長壓力很大。例如，中國人口老齡化先於工業化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市化，加快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國有企業改革帶來了大量下崗工人和失業人員，以及許多其他社會問題將不斷對財政支出提出新的要求，這將構成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