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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盧卡斯批判對中國經濟分析

盧卡斯及“理性預期“學派的工作,於1995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的承認.記得海耶克在接受1974年諾貝爾獎時警告人們,任何知識都只是局部有效的,諾貝爾獎帶來的危險是使社會盲目崇拜某壹種局部有效的知識從而助長其濫用權利.我欣賞伍迪.艾侖從不參加評選奧斯卡金像獎的態度.不過,既然有了199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我也不妨借題發揮,借了介紹盧卡斯的工作之機,發揮壹下我對經濟學存在的基本問題的看法.

這篇文章分成三節.第壹節綜述盧卡斯本人的主要工作,這些工作又分做“早期“,“中期“,和“後期“,因為從新聞中知道諾貝爾委員會獎勵的是他“發展和應用理性預期假設,由此改變了宏觀經濟分析和深化了我們對經濟政策的了解“,據我的理解這是盧卡斯“中期“的工作,又被稱為對凱恩斯主義的“盧卡斯批判“.第二節評價盧卡斯及“合理預期“學派在整個經濟學中的地位.第三節討論經濟學存在著的基本問題以及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經濟學未來的走向.這構成我所謂“批判的批判“.

壹.對凱恩斯宏觀經濟分析的“盧卡斯批判“

盧卡斯,1937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州,1959年於芝加哥大學得到歷史學學士,1964年仍於芝加哥大學得到經濟學博士.1970年他在卡內基-梅隆大學得到教授職位,1974年加入芝加哥大學任教至今.

在我看來,卡內基-梅隆學派的西蒙,以其非正統的分析方法至少影響了曾經在他身邊工作或學習過的兩位目前聞名的經濟學家---盧卡斯,和威廉姆森.卡內基-梅隆的風格是“治理學院“的風格,壹切理論都應當切合經濟,社會,和人類心理的現實,因此卡內基-梅隆學派註重行為學和組織理論的研究.西蒙最早把“有限理性“假設引入經濟學,同時覺得有必要深究“不確定性“給經濟分析帶來的變化.西蒙的兩篇論文對盧卡斯早期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壹篇討論不確定性情況下動態規劃,另壹篇綜述經濟學中的決策理論:74-81頁;及“theoriesofdecision-makingineconomics.“AmericanEconomicReview49:253-283頁.)

盧卡斯早期的研究集中於單個企業和單個工業的最優投資問題,這在當時的經濟學系和治理學院是壹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受到大經濟學家諸如西蒙,阿羅,喬金森,莫迪格利雅尼,法瑪,格裏利希等人工作的推動.那個領域是應用最優控制理論的活躍場所.我相信盧卡斯當時所用的那種動態規劃分析方法始終伴隨著他的理論表述,以致“合理預期“學派及其“新宏觀經濟學“必須在八十年代末推出壹本專門講授動態經濟學“遞推方法“的大部頭著作,以消除那些在薩謬爾遜經濟分析傳統下長大的經濟學家的生疏感.而我本人,至今仍不認為那是表述動態經濟學思想的必要方式.

單個企業的最優投資問題成為當時宏觀經濟學研究的熱點,因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認為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產生於“有效需求“不足,而投資正是需求方面最重要最主動的因素.但是凱恩斯並沒有深究投資者的動機,他憑著直覺把投資動機分成兩部分.首先是“自發性投資“,受到資本的“野獸沖動“的驅使.其次是投資者基於對市場信號的觀察作出的理性投資決策我們不妨稱之為“理性投資“.隨著凱恩斯主義在戰後的成功,對投資動機做深入研究,從而理解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是戰後經濟學順乎自然的選擇.但是當經濟學家們深入研究投資與增長的各種因素時,在英國和美國的學術思想傳統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史稱“兩個劍橋“之爭.爭論的焦點是資本理論,但由於資本理論的深刻性,爭論幾乎涉及了社會和經濟學全部領域,從五十年代延續到六十年代.讀者可以參考洪與馬修斯的綜述文章“經濟增長理論“.以上的討論造成了盧卡斯所受教育的第壹個大背景.投資與市場信號的關系,尤其是從古典經濟學承傳下來的所謂“加速度原理“,在戰前的經濟研究中已經傳統地被認為是造成“生產能力過剩“型經濟周期的主因.道理很簡單:當總收入增長時,不論是價格信號,邊際利潤,利率信號,還是按照收入減去習慣消費所剩余的可供投資的基金,都相應增長,於是投資者為追求利潤而增加投資.但是增加了的投資,按照凱恩斯的解釋,進入總需求,產生了“乘數效應“,也就是進壹步增加了總收入.這個加速的運動會壹直進行,直到整個經濟膨脹碰到某種資源限制為止.壹旦擴張停止,利潤率下降,投資就會縮減,並且形成反向的加速運動,壹直到整個經濟下降被某種“底線“阻擋住.然後開始新的循環.在這個傳統觀念的主導下,投資問題就成了經濟波動研究的核心問題,另壹方面,波動與經濟信號的不確定性給投資理論提出了新的問題.事實上,以艾茲涅爾為首的企業投資與推廣了的加速度原理研究給了盧卡斯早期研究很大的影響.投資問題的時間特征要求使用遠比由薩謬爾遜在四十年代後期完善了的阿爾佛萊德.馬歇爾的靜態分析方法復雜的動態方法.試想壹個簡單的故事:妳用第壹個月節約下來的午餐錢在第壹個月的第壹天買了將在下個月到期的銀行存款證.妳的最優決策應當是比較以下兩件事,首先,妳放棄了壹些午餐,也就是壹些“幸福“,這叫做“成本“,假如妳不投資,妳原本可以享受那些幸福的.其次,妳所放棄的午餐幸福,在第二個月給妳帶來了壹定的利息收入,也就是增加了妳將來可以享受的幸福,這叫做“收益“.妳的決策是使收益減去成本在某種投資策略下達到最大值,妳的任務是找到那種最優的投資策略.在靜態分析中,這個最優策略是保證妳從未來利息所得到的“邊際效用“等於妳所放棄的午餐所帶走的“邊際效用“的那個策略.實踐起來,妳可以先通過妳自己的價值判定實驗地畫出壹組“無差異曲線“,然後在妳目前正享有的現在與未來幸福的那壹點上,問妳自己,為了換取利息帶來的壹個單位幸福,妳願意放棄多少單位的現在幸福?把這個答案與和它相等的那個無差異曲線的斜率重合起來,妳就找到了壹個靜態最優策略.現在我們把這個故事稍微變化壹下:假設妳每壹天存入銀行的午餐費都按照復利計算到下個月換取利息.現在妳的問題復雜的多,因為較早存入銀行的午餐費產生較多的利息,另壹方面,較早存入銀行也較早地放棄了享受午餐的幸福.所以為了比較,妳應當把所有距離今天不同時間的幸福按照某種折現率貼現到今天,然後尋找投資策略使總的現值計算的收益減去成本達到最大值.從原理上說,上面講的靜態方法仍然可以用於這種情況,但非常麻煩.所以我們通常使用動態方法,它只需要用壹個貼現值計算公式把每壹項成本和收益結合進去,形成壹個所謂“凈現金流“.投資決策就是最大化這個現金流的現值.這是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方法了.這種方法的時間特征與資本理論使用的最優控制理論是壹回事.這就是盧卡斯早期工作的第三個大背景.

為了說盧卡斯及合理預期分析的方法,我們不得不先說明壹下最優控制理論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象上面的故事所顯示的那樣,所謂決策,就是在每壹個時刻,決策人必須采取壹個“行動“,當時間從所考慮的時期的開始時刻流向重點時刻,就要求決策人壹連串的行動.我們稱這壹連串的行動為壹個“方案“或壹個“策略“.決策人通常在每個時刻可以有許多選擇,於是從這許多各個時刻上的選擇可以組合成許多方案.最優控制理論就是研究如何在如此眾多的可能方案中找到最優的那些方案.讀者可能會不以為然:現代計算機的能力足夠從任何數目的方案中壹個壹個地試算出那些最優的來.其實不然.在中國政府第八個“五年計劃“中有壹個重點研究項目是以中國科學院和清華大學為首的幾十所“重點院校“合作開發壹個“系統設計軟件包“,其中數學家們努力的目標之壹就是尋找優化算法.當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八十年代試圖計算未來五十年最優的人口生育率時,他們發現最先進的計算機仍遠遠不夠用來計算以“年“為時刻點的按年齡分布的人口控制過程產生出來的如天文數字之多的可能方案.這個事實非常重要,因為早期的海耶克反對計劃經濟的理由之壹就是這種社會計劃的“空想性“.我們在第三節還要看到,理性主義運動始終要與之對抗的困難之壹就是如西蒙早就說過的,沒有人能夠完成如此復雜的理性計算.

現在可以介紹聞名的“盧卡斯批判“了,這是他“中期“的工作.這個名字來自盧卡斯自己的文章,“計量經濟政策評價:壹種批判“.在這篇論文中,他批判了凱恩斯主義企圖把市場經濟當做壹架機器來調節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現代博奕論角度看,盧卡斯的觀點以及他在其他文章裏的思想,可以分做兩個部分來解釋.首先,任何政策都是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博奕.雙方力圖猜中對方的最優策略.因此假如政府把私人部門當成被動的“機器“來控制,其政策的基本假設已經錯誤了.當把政策制定過程視為政府與私人部門之間的博奕時,政府的每壹個策略,假如已經被私人部門準確地預見到,則政策的“貨幣效應“將消失,頂多,政策所包含的實質性變化,即“物質性“的行動,將會產生如同壹個私人部門的“物質性“行動壹樣的經濟效應.因此,政府的貨幣政策將是“中性“的,不會產生任何物質力量.而政府的財政開支將以其物質力量與私人部門競爭資源,產生所謂“擠出效應“,即以每壹元政府開支從市場裏擠出去壹元錢的私人開支.結果政府開支僅僅是替私人花錢而已.納稅人知道,讓別人替自己花自己的錢,不如自己花自己的錢來的節約.所以政府的任何政策,不論是貨幣的還是實物的,都不會產生有益於社會的效果.這個論證,假如經驗數據證實,當然是對凱恩斯經濟學的重大打擊,所以稱為“盧卡斯批判“.其次,理論必須解釋為什麽在戰後確實出現了持續繁榮,是否與凱恩斯政策有關系;假如有關系,理論上如何解釋.於是盧卡斯批判需要引進很強的“不確定性“以便產生所謂政府政策?quot;驚奇“效應.不必使用什麽隨機過程分析,我只需要讀者想象壹個接電話的故事:假如妳在美國通過越洋電話用English/“>英語指示妳在香港的股票經紀人買賣股票,並且妳知道妳的電話聽不大清楚.假設妳打算買賣兩種股票,它們在股票市場上的計算機號碼分別是15和50.這時候妳聽到經紀人說,代號15的股票忽然跌了,妳會做如下兩種設想.第壹,實際上經紀人說的是代號50的股票跌了.第二,他說的確實是15號跌了.妳應當做的計算是,首先,估計壹下到底妳聽錯的可能性是多大.其次,假如錯的可能性不大,妳計算買進15號股票的數量,盡量使可能賺到的錢超過可能因為聽錯而虧損的錢.最後,假如妳認為這電話聽錯的可能性相當大,妳可以選擇“不行動“,等候妳的經紀人第二次來電話.經過多次通話,妳總可以認定正確信息.盧卡斯覺得,凱恩斯政策假如短期內有效,那就是因為市場中存在大量“接電話“的噪音使私人聽不清信號.當大多數私人因為聽不清信號而放棄行動時,政府相當於在與壹個完全被動的機器博奕,所以很輕易實行“最優控制“以達到預期效果.但是當人們反復聽取信號,終於搞清楚了政府意圖時,博奕就又回到主動的理性人之間的博奕了,也就是上述第壹部分解釋的情況.戰後繁榮的代價就是,政府為了不斷造成“驚奇“效應,必須不斷使自己的政策強度升級.於是我們觀察到各國財政赤字以加速度上升,終於難以為繼.這是凱恩斯式經濟政策的代價.

盧卡斯的這些工作使他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主要人物.但是使這個學派的工作能夠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則是經濟學大師佛裏德曼,雖然“理性預期“派的學者總是聲稱計量經濟學家慕斯,1961年)是他們的先驅.佛裏德曼在1968年的文章“貨幣政策的作用“,1968)中已經說明了為什麽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只可以產生“驚奇“效應.“理性預期“在佛裏德曼文章裏被叫做費雪效應.費雪是投資理論的美國祖師,他的預期學說又是承襲了北歐學派本世紀初的大家,挪.威克賽爾的利息理論.後者提出的所謂“實質利率“就是名義利率減去預期的通脹率所得.在對凱恩斯革命反擊的運動中,只有佛裏德曼的思想,分析方法,及語言才顯出對正宗經濟學傳統的承當.

盧卡斯在發表“理性預期“派的文章同時,幾乎馬上就開始了他“後期“的工作.這是因為其間理論上的密切聯系.如上述,投資問題直接就是經濟增長與波動的研究領域中的主要課題.於是盧卡斯在反擊凱恩斯貨幣政策的同時,就在經濟增長與波動理論方面展開了他“理性預期“的思想.隨後,他的動態理論中又融入了貝克爾關於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重大作用的思想.這就是他聞名的文章,“經濟發展的機制“.這些工作使盧卡斯成為新經濟發展理論的重要人物.我個人以為,他後期的工作是最出色的.這些工作我已經在1995年1,2,3,4月信財經月刊連載文章中轉述過了.

二.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運動

隨著盧卡斯工作在上壹節的展開,我們看到經濟學中壹直存在著的,我稱為“理性主義“的運動.我想,盧卡斯的貢獻只有在這樣壹種視角下才看得更為深遠和清楚,同時帶給我們某種對未來發展的預見性.這壹節將沿著這樣的思路展開.

阿爾佛萊德.馬歇爾在為現代經濟分析奠基時考慮到解釋現實世界可以有兩個基本的思路.其壹是進化論的,靠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我們不需要假設“理性人“也可以解釋現存的社會現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設,我們可以邏輯地說明現存社會現象的理由.馬歇爾選擇了後者.從此,經濟分析開始了它的理性主義運動.這個運動在經濟學而言大致可分做三個階段.第壹階段從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問世起,至本世紀五十年代止.第二階段從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歷經三十多年.第四階段從九十年代開始,至今還方興未艾.

馬歇爾的方法是所謂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即我們常見的供給和需求分析.他的理論集註於壹個市場上的均衡及影響均衡的各種因素.為什麽馬歇爾從理性人假設出發,就必定導出均衡分析的框架呢?這是因為“理性“必定是選擇下的理性.試問當妳沒有任何選擇余地時,妳如何表現出妳的理性呢?當妳沒有選擇時,妳就是“物“,而不是“人“.我贊同理性假設,因為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選擇的自由.

當理性人在選擇中表現其理性時,任何壹門實證科學都要求觀察到這種理性行為.於是妳不妨問自己第二個問題,假如壹個人的行為永遠混亂不堪,前後矛盾,或者完全隨機,妳怎麽能觀察到他的“理性選擇“呢?壹個永遠觀察不到的事物,從實證角度看,是不能說它“存在“的.而壹個人當他的行為開始壹致,有序,有目的時,在哲學意義上他就開始表現出“理性“.記住,凱恩斯寫的出色的阿爾佛萊德.馬歇爾傳記告訴我們,馬歇爾不僅有數學天分,而且曾經熱衷於“高級哲學“.當時為經濟學奠基的幾位劍橋教授,都有良好的哲學修養,否則他們是不可能完成把經濟學從古典的“道德哲學“領域中分離出來的艱巨使命的.

可觀測性,或實證性,要求經濟學必須而且只能研究“均衡“,只有處於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才表現出“理性“.不要忘記,當克萊因戰後為如何估計需求曲線而發愁時,他所碰到的問題正是由於供給曲線隨時間的移動而引起的.“穩定“,這是我們人類理解世界的最低要求,我們的頭腦實在是太愚鈍太緩慢了,對轉瞬即逝的現象我們只能感到困惑和神秘.

但是經馬歇爾建立的均衡分析方法始終受到來自另壹方面,進化論方面的挑戰.對直接觀察現實經濟的人來說,變化才是事物最顯著的特征.收入的增長,產品的多樣化,社會福利的改善,人口繁衍,市場擴張,以及戰爭帶來的反向變動.例如來自熊比特,海耶克,奈特,西蒙,錢德勒,和卡爾多等大經濟學家的批評.馬歇爾的理論壹直到了四十年代末,才由薩謬爾遜加以全面整理並系統地改造成了使用方便的數學方法.“使用方便“,在這裏至關重要,分析方法就相當於“工具“,壹個方便的工具要比其他工具更可能成為主要工具.在今天的教科書裏,薩謬爾遜的方法已經被寫成“菜單“或計算機程序,人們可以不動腦子就得到壹切分析結果.這種方法的要點是:首先把壹個正在做出理性選擇的人所面臨的可選擇的東西叫做“變量“,把他面臨的不可選擇或壹時不可改變的那些東西叫做“參量“.然後用上面講過的方法實驗地找到他的效用函數,或其他的什麽目標函數,在給定的參量下,尋找變量的最優值.這些最優值叫做“解“.下壹步是驗證這些解是否確實使目標函數達到最大,那些檢驗條件叫做“二階條件“.最後壹步叫做“比較靜態分析“,就是稍微變動壹下參量的數值,看看解是怎樣變化的.這也是最重要的步驟.只有在這壹結果中我們才能得到可以通過實證觀察來驗證的命題.薩謬爾遜為此,為了他全面推進了經濟分析的方法得到諾貝爾獎,同時,在我們的論述中,是他結束了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的第壹階段.

在理性主義運動的第二階段,阿羅領導建立了“壹般均衡“理論,並使其成為公認的經濟分析的語境.例如當我們談到“效率“,“伯累托最優“,或“國民生產總值“等問題時,往往已經假設了壹般均衡的概念.“理性假設“發展到了這壹階段就與博奕論相接了.德布窪證實壹般均衡的存在性,用的是卡庫塔尼不動點定理.而博奕論中納什均衡的存在性也用到同壹個不動點定理.這兩者的核心問題是壹樣的:假如每個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的條件是依靠於其他市場上供給和需求達到均衡時的狀態,那麽如何保證所有的市場同時達到它們各自的均衡呢?在博奕論裏這個問題變成了:假如每個人的最優決策都依靠於他對其他人行為的猜測,那麽如何保證所有人的猜測同時達到某種“集體“均衡呢?這類問題由拓撲學的不動點定理解決.壹般均衡理論是理性主義運動在這壹階段的主流,盡管我們知道同時期還有“理性預期“學派的推動.

理性主義運動同時還在如下領域興起:動態經濟學,如上述,主要受到資本理論研究最優儲蓄理論,侯太靈資源最優消耗理論)的推動;家庭經濟學,時間分配與生育率下降的選擇理論,這方面,以貝克爾為首的研究已經為人熟知;勞動經濟學,以信息搜索模型表述的最優尋找理論,以斯蒂格勒為首;公***選擇理論,把威克賽爾的“壹致通過“理論結合於“選票市場“的設想,以布坎南為領袖;公***財政理論,先是梯伯特定理,建立了國內自由移民的壹般均衡理論,其後是圍繞李嘉圖等價定理展開的討論,與上述盧卡斯的工作有關,認為政府稅收等價地減少了私人開支,以巴羅為重要人物;新經濟史學派,重新熟悉“奴隸制度“的合理性方面,以福格爾和巴塞爾等人為首的研究;技術進步理論,例如,認為技術與制度進步都可以由市場上要素的稀缺性和市場價格誘導產生,以哈牙密和羅丹為首.

這壹時期,理性主義仍然必須與來自進化論的思想抗爭.例如貝克爾寫了“非理性行為與經濟理論“.許多人對主流經濟學“理性假設“的批評集中於微觀分析的兩個主要對象---家庭和企業,他們和文特)認為企業決策實際上不是如此理性的,由於判定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等的限制,決策規則往往基於習慣或長期有效的簡單規則.貝克爾的回擊是,經濟學理性假設只是工具性的,它只是假設“假如已經觀察到了壹組均衡的行為,那麽與那些中途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持續下來,從而無法被觀察到的行為相比,這些被觀察到的行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為“.以家庭選擇為例,假如最初有兩類家庭,壹類是胡亂花錢,隨機消費;另壹類則遵從微觀經濟分析,仔細計算每壹分錢的最大效用.那麽千百年以後,當我們來觀察這個社會時,我們還可能看到那些隨機消費的家庭嗎?他們毫無疑問地早已從地球上消失了.他們的消失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生存環境,這裏確實是演進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為了分析方便,我們假設他們消失是因為他們沒有理性.這種對“理性“的理解,從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休漠的人性論,人類理解論等著作就已經確立了.讀者可以從休漠的著作中發現,他走的更遠,認為據此看來,動物如狗,也具有理性.大約與貝克爾同時,艾智仁也發表了他的名篇,“不確定性,演進,與經濟學“,以從洛衫磯出發到芝加哥,隨機選擇行車路線的壹群汽車為例,論證了與貝克爾的壹樣的道理---生存下來的行為必定看上去是理性的.

我所謂“正宗經濟學傳統“就是指從休漠和亞當.斯密發端的經驗主義哲學基礎上的經濟學傳統.這壹傳統,由於其內在的熟悉論特征,必定是古典自由主義的朋友.所以它才能經過了奧地利學派和芝加哥學派的發展,成為今天的自由主義經濟學.

第三階段是從八十年代末博奕論重寫經濟學開始的.記得海耶克在臨終前最後壹本書中寫過,他對博奕論研究方法寄予壹定的期望.關於博奕論,香港讀者已經不會感到生疏了,因為從1994年博奕理論家獲得諾貝爾獎以來,本港新聞章曾經著了魔般地宣傳過大約半年吧?香港是個以短期投機為中心的大市場,在這裏,“名牌“意識始終主導著我們的追求.不論如何,博奕論是目前社會科學研究可以使用的最好的工具了.

當理性主義運動把經濟學家們帶到信息社會的九十年代時,他們發現所處理的幾乎所有經濟問題都應當被理解為理性的人們之間交互作用進行決策的問題.早在1978年,哈佛大學聞名思想領袖,丹尼爾.貝爾就寫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他告訴我們,在後工業社會裏,我們玩兒的是壹場“人與人之間的博奕“.經濟學家已經落後於時代了!

克萊珀斯,這個年輕的博奕論“四人幫“首領,他應當與賓默爾並列,成為首先熟悉到博奕論存在的基本問題的學者.他們的著作及文章太多,這裏不壹壹列出了,讀者可以參看他們最近的著作:克萊珀斯,博奕論與經濟建模,賓默爾,博奕論與社會契約.在博奕論研究中,諾貝爾委員會實在是忽略了太多的傑出貢獻者.事實上只有納什那種真正天才的開拓性的工作使他當之無愧為這個領域的先驅者.但是我想強調,夏仙義對政治和道德哲學的關心,使他成為把博奕理論應用於社會基本問題研究的先驅者.

我們看到,諾貝爾委員會把1995年的獎項給了盧卡斯在“中期“的工作,從上述理性主義運動的廣闊意義上看,這只是1994年博奕論得到諾貝爾獎的余音.

三.對批判的再批判---理性的極限

做為這篇相當冗長的評論文章的結語,我想對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做壹簡短評價.如上述,主流的正宗的經濟學家們,繼續了休漠開創的經驗哲學傳統,把“理性“假設做為壹種方便的“工具“推展到了壹種極端的境界.以貝克爾後期的新經濟增長模型為例,在貝克爾模型裏,第壹代家長在決策時使用的是所謂“王朝效用函數“.我們可以理解,貝克爾是依據了同樣的,上面引述的他反擊進化論時的理由---那些能夠生存下來被我們觀察到的家族或“王朝“壹定是看上去理性的,祖祖輩輩最大化他們王朝效用函數的家族.但是當我們在博奕論中試圖接受貝克爾的觀點時,我們會碰到麻煩.

克萊珀斯和賓默爾具體討論了納什均衡的意義,他們的結論,象老前輩阿曼的看法壹樣,仍然是:所謂“均衡“只不過是大家都認為顯然的,遊戲的壹種玩兒法.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大家都認為這同壹種玩兒法是“顯然“的呢?克萊珀斯在微觀經濟學教程410-417頁列舉了五種解釋.總括來看,這些解釋最終依靠於人們***享著的知識傳統的特性.這在我自己的研究裏稱為“知識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