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財政透明度具有上述如此眾多的優點，是不是透明度越高越好呢？如果不是，怎樣來確定壹個合適的透明度？它的標準又是什麽？
Hood（2001）認為透明應該有所限制，因為它可能會破壞某些支持社會正常運轉的規則，而且，當某壹領域存在不可調和的沖突時，過度的透明會阻礙政治聯合的形成，從而不利於問題的解決。
而且信息不對稱不僅僅是信息多少的問題，還涉及到信息提供的程序問題。政府掌管著預算信息收集和散布的權力。如果把政府比做壹個舞臺的管理者，那麽它的任務就是保證所有的演員都能夠得到演出道具（即相關的信息）。但是執政黨和在野黨們想保留或者獲得政府權力，他們將有選擇地利用信息，從而能夠把他們的事情解釋清楚。因此，政府就有強烈的動機去利用信息來獲得政治利益，而不是把所有的信息都公之於眾。但幸運的是，這壹對抗過程最終會使信息落人公眾手中，而且已經公開的信息以後就很難被禁止發行。但是Hood認為擅自公開信息應該予以抵制，因為它的作用是阻礙而不是促進有效率的財政透明度。
O’Neil（200Z）認為透明度和信任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過分的依賴透明度也許會損傷信任。本來人性的不可靠成為制度設計的基礎，這也是需要監督制衡機制的原因。但是如果缺少壹定的忠誠度和組織結構，組織就無法有效運作，這就引出了最為棘手的問題：要使得民主制度完全起作用，就必須增大政府機構的信用程度，這就可能要對完全公開予以壹定限制。
關於財政透明度的研究僅僅是個開始，遵循著從理論論證到實踐運用的認識路徑，今後的難題無疑是財政透明程度的研究。怎樣的透明“度”是最合理的，如何構建壹套完善的財政透明度指標體系都是今後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與財政績效關系
財政透明度可以幫助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壹方面，透明度增強了公民影響預算決策的可能性；另壹方面，對政府來說，它方便了公民偏好表露的過程。因此，直觀的認為更高的透明度能夠帶來較低的預算赤字，並且更容易控制政府支出和使政府遵守財經紀律。但還沒有足夠的經驗證據支持這壹觀點。Milesi-Ferretti和HaUerberg et al.（2001）等的研究表明：在歐洲，壹些國家的財政績效和財政透明度直接相關，Alesina et al.（1999）則得出結論：在拉美國家，財政透明度和財政績效只有間接的關系。
這些結果可能和財政透明度衡量的技術有關，Alesina和Perotti（1996）指出透明度的結果可能比財政紀律的影響更難以衡量，Tanzi和Schuknecht （1999）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盡管如此，人們還是確信財政透明度對財政績效有相當的重要性。
與效率的關系
D.Heald（2003）把財政透明度與效率的關系分為兩種情況：（1）悲觀主義。當透明度幾乎為零時，效率處於壹般程度，隨著透明度的增加，效率提高，但超過壹定程度，增加透明度反而會降低效率，甚至會比透明度為零時的效率還要低。這種觀點的含義是，透明度能夠阻止“內部人”的欺騙和腐敗，但過分的透明度會導致過分暴露，從而導致效率的損失，因為它會帶來較高的交易成本和極端的政治性。（2）樂觀主義。當透明度幾乎為零時，效率很低。隨著透明度的增加效率逐漸提高，到壹定程度後，隨著透明度的增加效率開始下降，但仍然比透明度為零時效率高。極端樂觀主義認為透明的正效應總是要大於其過分暴露的負效應。
透明度與效率的關系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但壹個問題很重要：是否人們期望的利益（比如公***部門較低的資金成本）取決於財政透明度的絕對或相對水平呢？在壹個壹般的、沒有缺乏透明度的世界裏，壹個國家也許能迅速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但是，在某些國家，財政透明度水平的突然提高也許會阻礙經濟的發展。
與媒體的關系
壹般認為，較高的財政透明度可以簡單地描述為政府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Besley和Prat（2001）指出政府透明只是把信息傳遞給選民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這還要依賴媒介部門的結構，Ahrend（2002），Brunetti&Weder（1999）通過對不同國家的橫截面數據分析指出，媒體自由度（包括對媒體披露內容的法律管制、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媒體的受抑程度等在內的綜合指標）高的國家，政府的腐敗度（說明政府欠缺透明度）也低。 Djankov et al.（2002）對97個國家的媒體企業（報紙、電視）的抽樣資料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國有媒體比率高，將很有可能妨礙媒體整體自由、並最終給政治自由度和成熟度以及政府透明度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否媒體私有化顯著的地方財政透明度會更高呢，這壹觀點還沒有獲得明顯的證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