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真實地領略胡佛對凱恩斯主義的熱衷，我們還必須留意當時政府支出迅猛增長的背景。那時的稅收已因經濟活動大幅減少，以及自1930年初開始出現的價格性通縮而嚴重下滑。因此，雖然當時的美國仍處於和平時期，在胡佛任期內還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額赤字，這甚至成為1932年羅斯福競選總統時攻擊胡佛的主要理由之壹。
胡佛任上的赤字究竟有多大？他的前任卡爾文·柯立芝總統在自己的任期內年年均有財政盈余，並且壹直維持著十分穩健的聯邦預算，即便是在1920年代如火如荼的大牛市中也是如此。與柯立芝這位真正奉行小政府與經濟自由主義的總統完全不同，胡弗在1932年臨走時，把他前任留下的7億美元盈余，變成了26億美元的赤字。
的確，26億美元在今天看來算不了什麽，可能還不夠保爾森給那些大銀行家們餵壹頓早餐的。但胡佛這26億美元的赤字是由46億美元的政府支出與20億美元的稅收所組成的，因此政府花費所占財政預算的百分比其實非常驚人，換算到2007財年，這個赤字水平相當於3.3萬億美元（2007財年的實際赤字僅為1620億美元）。從另壹個角度來看，我註意到胡佛政府在1932年的財政赤字達到了GDP的4%，這絕非什麽吝惜之舉。
大蕭條期間，美國失業率之所以飆升的原因並非由於胡佛對財政赤字的厭惡、對金本位的迷戀。胡佛與其前任總統相比，最大的區別之壹，就在於他非常強硬的要求大公司不得以經濟崩潰為理由給員工減薪。胡佛壹直持有壹種錯誤觀點，即“工人的購買力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所以在他看來，如果企業由於需求不景氣而進行裁員和減薪，就會使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事實勝於雄辯。在胡佛之前，美國壹直奉行不幹預的“自由清償”原則，因此即便發生經濟衰退（或“恐慌”），壹般來說壹兩年時間就可以恢復。當然，工人們看著自己的工資單縮水絕非樂事，不過只要堅持兩年就能迎來經濟復蘇，況且經濟衰退時物價水平也會下降，壹定程度上對沖擊起到了緩沖效果。
那麽在頗富同情心的胡佛總統帶領下，在“開明”企業主即便物價與利潤下降也誓死不降工資的承諾下，美國工人的真實命運究竟怎樣呢？基礎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物價上漲時，購買需求必定減少。30年代初期工人們的實際工資（名義工資扣除通貨緊縮）甚至比20年代的大繁榮時期上漲得還快，直接導致企業雇不起更多工人。這就是為什麽1933年3月失業率飆升到28%的原因。
“這的確非常有趣，”某些讀者可能還是充滿疑雲，“但妳無法否認，正是二戰的巨額花費使美國人走出了蕭條。所以很顯然，赫伯特·胡佛還是花得不夠多。”
很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探究這個經濟史上最為神秘的問題，即“軍事花費修復了美國經濟”是否屬實。首先聲明，我的書很大程度上基於歷史學家鮑伯·黑格斯（Bob Higgs）先前做過的大量工作，他曾在多篇論文與著作中指出，美國在1946年之前其實根本沒有走出蕭條，事實上直到二戰結束，即聯邦政府對資源與勞動力放松管制之後，經濟才恢復了增長。
沒錯，當羅斯福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趕赴到戰場上之後，失業率驟然降低了。但這很奇怪嗎？如果今天奧巴馬想用這個方法降低失業率也壹定奏效，給那200萬被解雇的工人每人發壹套軍事裝備就行了，然後讓他們去打海盜……看吧，失業率果然降低了！
美國官方在戰時統計出的GDP數據也存在很大誤導性。GDP包括政府消費，這意味著許多軍事花費也被統計在GDP中，雖然從經濟產出的角度來看，政府用100萬美元生產坦克，與民眾花費100萬美元購買家居用品和汽車，這兩者對經濟的貢獻完全不同。
還有另壹個被歪曲的事實。黑格斯提醒我們，美國政府在戰時進行了價格管制。壹般來說，如果美聯儲通過大量印鈔的方式讓政府購買軍需用品，那麽CPI（消費價格指數）壹定會暴漲。統計經濟學家在計算GDP時，通常會從中扣除CPI，以反映生活成本上升的影響，因此真實GDP壹般沒有修正之前（名義GDP）那樣出色。但這種“CPI修正法”不適用於戰時，因為政府用價格幹預的方式阻止CPI暴漲，那麽此時官方公布的CPI必然是壹個被扭曲的數據，按這個CPI修正後的“真實GDP”其實並不真實，而是被明顯高估了，就像前蘇聯公布的工業產值壹樣。
如果說凱恩斯主義者喜歡用錯誤的經濟學理論、被誤讀的歷史來證明擴大政府赤字是正確的，那麽芝加哥貨幣學派比他們也好不到哪裏去。貨幣學派主張實施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並將大蕭條歸咎於美聯儲“意誌力的薄弱”。
寫書的時候，我通過研究發現，自從1914年11月美聯儲成立，直至1931年，紐約聯儲壹直維持著創紀錄的低利率。“窗口貼現利率”是美聯儲要求成員銀行向其支付的抵押貸款利率，這個利率自聯儲成立以來壹直維持在%3至%7之間做區間震蕩，直到1929年股市崩盤。
1929年10月，股災爆發。美國遭遇了黑色星期壹與黑色星期二。短短兩天時間裏，股市分別下跌了13%與12%。11月1日，聯儲當機立斷下調利率，將原先壹直維持在6%的窗口貼現利率直接調降了1個百分點。隨後幾年裏，聯儲繼續大刀闊斧的減息，窗口利率甚至在1931年5月達到了1%的紀錄低位，並壹直維持到1931年10月，此時美聯儲不得不開始升息，試圖遏制由英國廢除金本位所引起的黃金外流（全球投資者擔心美國很快也會像英國那樣違約，因此在美國黃金兌換窗口尚未關閉時，瘋狂用美元兌換黃金）。
您可能不覺得這有什麽新鮮，因為所有人都知道，美聯儲會在經濟衰退或恐慌時調降利率以釋放流動性。此舉有助於減少危機帶來的傷害，並實現經濟軟著陸，而這是固定利率政策所無法做到的。
但事實怎樣呢？在我們關註的整個時間段裏，紐約聯儲所實施的最高利率也不過只有7%，而這7%的高利率竟然發生在之前1920 ~ 1921年的經濟衰退期。
或許妳從未聽說過在大蕭條之前，美國經濟還有壹次衰退。實際上這次衰退的情況也非常嚴重，1921年的平均失業率為11.7%，所幸的是經濟復蘇得很快，失業率在1922年就降到了6.7%，1923年更是令人難以置信的達到了2.4%。
在研究這些資料的過程中，我忽然註意到壹件事：從1920至1921年，美聯儲壹直維持著高利率，表面上似乎對經濟不利，但高利率卻能幫助徹底“凈化”產業機構中的陳腐。在壹戰中，美國貨幣供應量與物價近乎翻倍，那麽於1920年開始實施的高利率無疑扮演著凈化器的角色，沖刷掉那些只適合在戰時生存的企業與不良投資。
進入1923年之後，美國資本體系變成了高效的生產機器，但傾斜性與不公性日益凸顯，再加上安德魯·梅隆的大幅減稅，整個20世紀20年代毫無疑問已成為載入美國史冊的“超級繁榮期”。美國普通百姓不僅變得更加有錢，而且他們的生活也發生了巨變，很多人就是在這段時期生平第壹次用上了電，並擁有了汽車。
相反，美聯儲在30年代“基於某種原因”所實施的減息舉措不僅毫無功效，而且播下了噩夢的種子，隨後到來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壞的十年。
想象壹下，如果不存在中央銀行，市場上只存在單純的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就像過去那些日子壹樣），那麽在這種環境下，當恐慌來襲，人們忽然認識到自己手頭極缺流動資金（他們多麽希望自己當初多存了壹些錢）時，放貸的人會怎麽做呢？
答案很顯然，他們會提價（貸款的價格就是利率）。在泡沫興起的過程中，流動資金會逐漸變得稀缺，因此其價格必須反映這種信息。人們應該針對這個價格理性調整自己的行為，因為由市場決定的價格畢竟有它自己的意義。
那麽現實怎樣呢？真的要“感謝”凱恩斯，更要“感謝”米爾頓·弗裏德曼！中央銀行家們現在都認為在流動資金短缺時，他們應該開啟信貸龍頭拼命註水。不過為了做到這點，他們必須首先“稀釋”信貸濃度。就好比壹個酒商現在只有3瓶酒，但大批顧客蜂擁而至，為了不讓任何顧客失望，他決定兌水，把1瓶酒兌成9瓶，這樣每位顧客就都能喝到酒了。
我們也可以換個例子：壹位卡車公司老板本來準備進行壹次大檢修，但忽然接到了緊急訂單，於是不得不拖延檢修，緊急送貨。那麽此時他壹定會臨時提高送貨價格以反映潛在風險。他會要求對這種潛在風險（如卡車司機的安全，卡車長期使用的損耗等）進行額外補償。
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銀行。經濟衰退時所有企業都急需現金儲備，銀行也不例外。就像壹場颶風來襲時，百貨商店中的照明設施與發電機會漲價，以保證其供給平衡壹樣，金融風暴到來之時流動性也應該“漲價”，因為所有人都認識到自己手頭極缺流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