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第壹個來訪的美國經濟學家代表團是在1979年，由計量經濟學創始人克萊因率領。烏家培想不到，因為參加接待，為他與克萊因、與計量經濟學建立起那樣深遠的連接和緣分。值得註意的是，克萊因壹行甚至早於東歐國家的布魯斯和奧塔·錫克來華。克萊因是壹個偉大的行動者，中美剛剛正常化，便以經濟學家之身，搭建東西方橋梁，其意義遠遠超過他所主持的世界經濟模型連接項目（LINK）。 1980年，對於克萊因和烏家培都是非凡的壹年。克萊因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這個榮耀的夏天，他再來北京，舉辦計量經濟學暑期講習班，為中國培訓第壹批計量經濟學人才。而烏家培則作為社科院第壹批訪問學者，被馬洪派往賓夕法尼亞大學克萊因教授門下學習。 無疑，烏家培是幸運的。不過，這不是壹個孤立的幸運，是壹連串的幸運，其中凝聚著幾位前輩的血。 1949年以後，中國經濟學家以闡述經典和政策為主，只有定性，沒有定量分析。其實，有人不僅想到要開展定量研究，而且也有部署、有行動。 1955年畢業於東北財經學院統計系的烏家培，既有紅的背景，又有專的才能，被孫冶方點將，成為最早的經濟數學方法研究者之壹。 1958年12月，孫冶方在布拉格參加完“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學術協作會議”後，順道於1959年1-2月訪問蘇聯。看到蘇聯同行在搞經濟數學化，孫冶方也打算把它引進來，於是派烏家培、田光去蘇聯學習。為此，烏家培先被送去中國科技大學學了兩年數學。 1965年，中宣部科學處處長於光遠找數學家華羅庚商討建立經濟學家和數學家聯盟時，烏家培也在座。 經過暴風驟雨的 “文革”，到了1979年，已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於光遠交給烏家培壹個任務，召開“開展數量經濟研究，成立中國數量經濟研究會”座談會。會後，於光遠拍板，定下了“數量經濟學”這壹學科名稱。據說，這個叫法，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也曾用過。 1980年大年三十，烏家培等五位社科院第壹批訪問學者到了美國。 1980年10月，得知自己所在的經濟所所長許滌新帶中國經濟學家代表團來美，烏家培趕去威斯康辛大學參加他們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等經濟學家的交流 1981年3月，各國經濟學家代表在紐約聯合國開LINK預測大會。 1982年回國時，烏家培整50歲。他奉命籌備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他與董輔秖合作主持了“六五時期的國力預測”、自己主持了“宏觀經濟模型及其應用研究”等重大項目，出版了《投入產出法在中國的應用》（1984年）、《中國宏觀經濟模型研究》（1986年）、《經濟計量方法在中國的應用》1986年）、《宏觀經濟控制論》（1990年）專著。 1982年10月，國家計委成立經濟預測中心。5年後，成立國家信息中心。烏家培先後擔任中心總經濟師、副主任。 1985年，國務院領導批準中國參加克萊因的世界經濟預測模型系統。烏家培、範木榮和鄭紹廉領導有關單位開始研究用於LINK項目的中國模型。壹年之後，中國宏觀經濟模型終於正式聯結到世界經濟模型的系統中。如果說中國經濟和世界的接軌直到21世紀才大體完成，而模擬的接軌則始於1980年代。LINK創造了壹個平臺：連通中國和世界。 1992年，他受聘國家信息中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