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是衡量國家繁榮、富強壹個最重要的指標。經濟包括壹個國家各個行業的各個方面的水平。經濟包括第壹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就是包括農業、制造業、商業、娛樂業等大的產業。而這些大的產業又包括各個行業。評價衡量壹個古代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有太多的方面，由於篇幅有限及本人的能力、精力都有限，所以就簡單的從人口戶數多少、國家的年收入、城市的數量、質量（人民聚集居住地的範圍條件）、鋼鐵金屬產量、貨幣流通量、人民的幸福奢侈程度等方面做粗略的概述。以驗證“仁宗盛治”之盛。 北宋張邦基在《墨莊漫錄》中記載了壹個非常重要的史料，可以間接看出宋仁宗盛世時期之盛，宋仁宗曾問包拯歷代編戶的數目，包拯經過認真考證後回答道：“以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壹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四十余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三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壹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壹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壹百五十壹。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壹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禦宇以來，天聖七年戶壹千壹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歷二年，增至壹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壹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謂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人口戶數是衡量國家富強的壹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 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於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麽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恒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壹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 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壹再倍。”壹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中記載道：“國朝混壹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余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萬緡。”宋太宗時期壹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歷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不發達，沒什麽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以實物稅賦為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壹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谷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余。皇祐（仁宗年號）戶壹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壹億萬以上，歲費亦壹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壹提。可以斷定無論怎麽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時期實行的是“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統治過於寬仁，造成許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錢財、糧食等物虧欠太多，這是當時的弊病。所以後來進行改革，按照五條原則考核地方官員，即戶口的增減，田地荒蕪程度和墾辟情況，茶鹽酒稅是否比原來的數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糶、和買是否與歷年數目壹致；呈報朝廷的文件必須齊備等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統治期間稅是相當輕的。時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仁宗）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壹萬餘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統治時期，隱田漏稅的現象十分嚴重與普遍。
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於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於城市、商業、商人。宋太宗時宋朝壹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歷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治期間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後，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