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曹景行
別名： 新聞雷達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香港
出生日期： 1947年
職業： 新聞記者
主要成就： 現任鳳凰衛視資訊臺副臺長
目錄
人物簡介
個性主張閱讀是開講的堅強後盾
受教於父親是壹種奢望
煩惱和心願
五十壹歲成了“電視人”
不安分的性格
時事開講時事開講的成功之道
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
自由的新聞空間人物簡介
個性主張 閱讀是開講的堅強後盾
受教於父親是壹種奢望
煩惱和心願
五十壹歲成了“電視人”
不安分的性格
時事開講 時事開講的成功之道
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
自由的新聞空間
展開 編輯本段人物簡介
1947年生於上海。1968年起皖南山區插隊10年。1978年入復旦大學歷史系。 曹景行
1982年進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美國經濟。 1989年移民香港，應聘做《亞洲周刊》撰述員，壹年後升為編輯，兩年後升為資深編輯。 1994年成為副總編，同時兼任《明報》主筆，寫社論和評論。 1997年轉行電視，出任香港傳訊電視中天新聞頻道總編輯。1998年入鳳凰衛視。 曾任鳳凰衛視資訊臺副臺長、鳳凰衛視言論部總監、《時事開講》節目主持人、《景行長安街》節目主持人。現主持東方衛視《雙城記》，任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特邀評論員。隨著曹景行在內地知名度越來越大，在街上也不時被人認出。有人對他說，“我晚上睡不著覺，看了妳的節目覺得還不錯，養成習慣後以後不看還睡不踏實。”曹景行便開玩笑說，希望這樣的“失眠者”、“夜貓子”越來越多。高中畢業，正好碰上“文化大革命”。到農村廣闊天地接受再教育。壹晃10年，再讀大學時，已是拖妻帶女，30出頭。畢業後到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世界經濟，五六年中每天在中外報刊資料室裏從早坐到晚，壹直坐到年過40，移居香港，壹切又從頭開始。 香港回歸那壹年，忽然感到自己已是50歲的人了，應該找壹些更有趣的新鮮事情做做看，於是改行做電視。 1998年7月鳳凰臺要開《財經論壇》，想找壹個頭發有點白的人來主持，照了壹下鏡子，覺得可以試試，就這麽試了壹年。
編輯本段個性主張
閱讀是開講的堅強後盾
不管任何時候，提起自己的成就，曹景行都會謙遜地說，“我們就像壹個球隊。我不壹定是踢得最好的，但我正好在這個位置上，球正好到我腳下，如果這個球踢開了，也未必說我本身很好，是因為這個機會好。”這句話，也印在了他新書的扉頁上。 “做主持人時，我消耗的全是年輕時代的累積。”曹景行說，在這種累積之上，每天看到的資訊和新聞，便自動在頭腦中分類，“比如以巴沖突，我30年前就開始關註，兩岸關系關註了20年，中美關系關註了30多年……對我們來說，每個突發的新聞事件都能和原來所學到的知識結合起來，在歷史的脈絡上有系統地做新聞，就會很清楚、準確。”
閱讀，是曹景行“開講”的堅實後盾。他把自己的閱讀分為年輕時的“亂翻書”和現在的“讀報時代”。“知青時期在安徽，是最想看又看不到東西的時候。大家互相傳書，拿到手上就翻。”身處資訊匱乏的農場，曹景行像壹塊海綿，從農場發給幹部的書中汲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狂讀。這壹路，他把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等等艱深的書讀了個遍，“比如說我拿壹本黑格爾，非常枯燥也會去看，甚至還不止看壹遍，不管讀不讀得懂。” 到大學，他囫圇吞棗的“亂讀”時代結束，開始系統地消化整理之前的營養。“我有更多的時間來看我想看的書，除了上歷史系的課，我還去上世界經濟、國際關系的課。在社科院的六七年，我也大量閱讀——這些都成了我後來做新聞工作最重要的後盾。” 時代造就他們的遺憾，卻也造就了厚積薄發下的輝煌。在曹景行看來，這種經驗是壹個時代的普遍經驗，而“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有這種心態和環境”。曹景行將沈澱的智慧壹點點釋放，也適時補充新的資訊和知識。在媒體眼中，他是新時代的“知道分子”，以獨特的真知灼見走在時代前列。 曹景行卻無意長久地在浪尖激蕩，而想做自己感興趣的事。古人求知模式裏的“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他似乎只完成了壹半，“我喜歡攝影，想到處走走。我每天都會看碟，電影有時比新聞深刻，能反映不同國家的人和社會。” 現在的曹景行，在北京高校享受著寧靜的學者生活，也時常以寫作和策劃的方式介入媒體。“不管我是否離開新聞媒體，都會保持閱讀習慣，每天讀10份日報。”受教於父親是壹種奢望
曹景行有個橫跨政治、歷史、新聞和文學“四界”的父親———曹聚仁，曹聚仁先生是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入門弟子，與魯迅交往密切，寫有《魯迅評傳》，1950年只身赴港從事自由寫作；1956年起，曹聚仁為國***和談之事頻頻北行，是中南海毛澤東、周恩來的座上賓，臺灣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也秘密邀其“暢談”，密商兩岸和平統壹事宜。曹聚仁去香港時，曹景行才三歲，雖然父親以後頻頻北上，但和家人***聚的日子加起來最多也只有壹個月。直到1972年，父親即將辭世，在周恩來總理親自安排下，曹景行從安徽鄉下返回上海，和姐姐曹蕾壹起趕往澳門，卻沒能見到父親在世之前的最後壹面。曹景行在《〈香港文叢（曹聚仁卷）〉前記》中寫道：“每當朋友說我在香港新聞界打工是‘繼承父業’時，我難免肚中壹番苦笑。來香港後，曾看到好幾篇文章，作者都講到早年如何受益於我爸爸之教；對於我來說，這卻是壹種奢望，難以企及。”
煩惱和心願
隨著曹景行在內地知名度越來越大，在街上也不時被人認出。有人對他說，“我晚上睡不著覺，看了妳的節目覺得還不錯，養成習慣後以後不看還睡不踏實。”曹景行便開玩笑說，希望這樣的“失眠者”、“夜貓子”越來越多。 曹景行
不過出名也有出名的煩惱，曹景行並不是個很註重小節的人，現在出門前也得看看穿著是否合適，舉止是否得體。“有壹次，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到賣冰糖葫蘆的，壹時嘴讒買了壹串，但想想在馬路上吃被人看到不好，只好藏在衣服裏回賓館才飽了口福。” 50多歲的曹景行依然童心未泯，不肯服老。“在我們評論組裏的7名評論員，我不是最老的，還有3個都比我年紀大呢。”所以，無論是搞策劃、跑采訪、說評論、辦記者站，曹景行都忙得不亦樂乎。談起未來，他沒有明確的規劃，“做自己沒做的事情，未來仍然充滿變數”。
五十壹歲成了“電視人”
說起自己的事業發展，曹景行連說沒想到。因為他到了近30歲才看上電視，到了51歲“知天命”的年齡反而“觸電”成了電視人，由此他忍不住感慨：生活真是充滿了偶然。 10多歲的他碰上“文革”，和不少上海知青壹起到安徽的農場裏插隊落戶。 “文革”後期，他開始從農場發給幹部的書籍中“吸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饑似渴地讀。 1977年恢復高考，曹景行本來想報考化學系，但因準備不夠充分，就報考了把握較大的文科。次年，他和妻子壹起雙雙考上大學，壹個學歷史，壹個學化學，重回上海。後來進入上海社科院工作。 年過40歲之後，他又選擇香港作為事業的新起點。他壹開始就進入格調較高的《亞洲周刊》，後又擔任了《明報》的主筆，寫評論得心應手，為目前在鳳凰衛視“說評論”鋪平了道路。 曹景行
“人家說我從事新聞是子承父業，但其實我4歲時就和父親（曹聚仁）分開了，更多的是從他4000多萬字的作品中受到熏陶，他淡泊名利的性格對我影響很大。”因此，他對女兒的事業也同樣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現在女兒在美國做市場營銷，也有回國內發展的想法。他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到女兒身上，只是把得到的資訊提供給她參考。
不安分的性格
曹景行早年在社科院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面對做學者和做新聞人的取舍問題。曹景行主張壹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由於他性格裏帶著那麽點“不安分”。壹談到新聞，他眼中閃著老頑童式興奮的光芒，他甚至用“好玩”和“刺激”來形容做新聞的感覺。特別是遇到重大的新聞事件，它影響著整個社會、整個人生。做為壹個新聞人，能夠見證歷史發生在妳的身邊並且能夠直接參與的感覺是壹 曹景行
種刺激。這種刺激會使人興奮並且持之以恒。 曹景行選擇做新聞人的另外壹個因素是環境所迫。初到香港時，內地的學位是不被認可的。進不了大學，做不了公務員，就只剩下兩條出路，壹個是經商，另壹個就是進媒體。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媒體。到鳳凰之後，曹景行起初只是做策劃工作，幫竇文濤想點子，幫《楊瀾工作室》出主意。直到1998年7月，鳳凰臺要開《財經論壇》，想找壹個年紀稍微大點兒的人做主持，他才決定試壹試，就這樣試了壹年。這期間趕上了兩會和克林頓來訪，他又開始試著做評論。這壹做就做到了1999年。1999年5月9日，北約的導彈轟炸了中國駐南大使館，大規模的電話連線和他救急用的及時評論獲得了觀眾非常強烈的反饋。同時，這個重大事件讓曹景行發現了自己的未來空間，就是在《時事開講》做評論員。
編輯本段時事開講
《時事開講》做到現在，已經有了非常固定的收視群。雖在深夜播出，卻已形成壹批高層次的政要、企業管理人員等固定收視群體。曹景行說，因為他力爭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壹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壹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這就涉及到了政治評論的火候問題。曹景行有兩個基本立場是壹定要把握住的。首先就是要基於事實，新聞評論不是個人主觀的發揮。新聞基於事實，不僅是當天發生的新聞事實，而且要禁得住未來發生的事實的檢驗。第二是基本的原則立場，所有的言論基調都是從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
時事開講的成功之道
《時事開講》的成功還在於評論員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專家角度向觀眾灌輸某種概念，而是壹種平等的關註與交流。如果碰到敏感問題，那就在基本立場的基礎上“多走半步”。這個半步，就是指《時事開講》針對某件新聞事件相較於其他媒體的多角度、多側面的解讀。
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
說起工作，曹景行滔滔不絕。他主持的《時事開講》節目，雖在深夜播出，卻已形成壹批高層次的政要、企業管理人員等固定收視群體。他說，因為他力爭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壹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壹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他還向記者說起了自己的“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裏總要想著：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臺、或者不掏出口袋裏的“五角錢”買報紙。所以，如果連記者自己也不感興趣的內容，最好別讓它隨便“出爐”。 曹景行說，這些理論也是到了香港才總結出來的。因為鳳凰衛視是商業性電視臺，做節目壹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我們壹般不為整體包裝大量投入資金，而是集中精力打響欄目品牌，壹年開創兩三個，5年就是十幾個，觀眾自然像滾雪球壹樣越滾越大，廣告收入也隨之而來了。”
編輯本段自由的新聞空間
曹景行說，作為壹個新聞工作者，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看法、不說假話、不說自己不相信的話是底線。當然，這並不代表什麽都可以說。相較於其他主流媒體甚至於西方的權威媒體，鳳凰給予評論員的表達空間相對來說是比較寬松的。就拿《時事開講》的選題來說，直到現在，每期節目的內容既不提前審題也不報題，所有的程序由評論員壹氣呵成。這在其他電視媒體是絕無僅有的。鳳凰是個難得的媒體，她是中國改革發展、新聞界本身轉變和中國走向世界幾個因素結合的產物。十年，對於孩子來說，這只是壹個剛剛開始接受教育，開始人生起步的年齡，而對鳳凰衛視而言，這十年，已經讓鳳凰由壹個蹣跚學步的孩子走向了成熟。這十年，鳳凰開始壹步步向他們的目標邁進：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可以聽到鳳凰人的聲音。他說，若幹年後，當妳回首過去，妳能在中國新聞的發展史上找到鳳凰的地位，她的作用就在於她起到了引領中國媒體走向世界的催化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