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優秀的政治家應具有的高尚品質有哪些？

舉例說明 政治家的素質 昨天有幸聽到了美國勞工部財務總長（CFO of Department of Labor in the US) Samuel Lok的演講，壹個美籍華人，1943年出生，63年來美國，現在是美國政壇的重要華人之壹。算是自己第壹次感受政治人物的“危險”－－太有感染力，號召力了！！！當他告訴妳當年華人是如何在美國受到不平等歧視的時候，妳就好像感同身受；當他告訴妳今天華人在美國的地位多麽來之不易的時候，妳會由衷的對他們這些前輩感到無比欽佩；當他告訴妳妳就是華人在世界地位的未來的時候，妳就感覺到責無旁貸！不難想象，如果當時他想讓大家痛哭的話，我相信全場沒有壹個不落淚的！妳是完全被他控制的！當他結束了他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演講，全場的人不由自主的站起來，致以經久不息的掌聲！ 他的成功地位和經歷當然是讓所有的人景仰和佩服的。但是這些都絕對不足以征服全場的聽眾。最有沖擊力的是他那種演講的藝術－不是技術，不留壹絲痕跡：他的排比we believe...we believe...we believe...，聲音渾厚，充滿力量，但絕對不是以分貝數來讓妳全部投入；然後突然轉折，聲音降到絕對恰當的低，但是全場的人都絕對可以聽得到－因為大家已經全身心投入－讓妳不由的想到馬丁路德的演講－I have a dream. 這就是政治家的基本素質。世界上優秀的人太多了。但不是所有優秀的人都可以是政治家。 聽完這個演講也改變了我以前對政治家的壹些偏見。以前覺得政治的東西都是黑暗的，玩弄權術，鉤心鬥角，政治家都是拿著選民的選票來達到自己私人的目的。但是今天覺得也許這樣看太片面了。這樣的現象是存在，不管在美國還是中國，但是至少不應該因為這樣就鄙視所有政治人物。如果大家都這樣想，都遠離政治，那麽今天在美國的政壇也許就沒有華人的席位了，那麽當美國再次通過象當年排華法案壹樣的法案，也許我們這些在海外的華人就只能遭受象當年壹樣的不平等歧視了。其實這並不天方夜譚，這是完全有可能發生的，想想當年的排華法案不就是因為中國勞工以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搶了”美國人的飯碗才導致的嗎？而今天美國的社會中不也流動著同樣對於中國制造的恐懼和憤恨嗎？ 趙永亮：中國的企業家必須具備政治家的素質 由當代經理人雜誌社與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等主辦的2006創業中國高峰論壇於2006年5月20日在北京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創新成長，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企業和領袖精神。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本次論壇。以下為內蒙古東達蒙古王的總裁趙永亮的精彩演講。 趙永亮：非常的高興今天和大家***同探討和交流關於創新的話題，還有如何跨越死亡峽谷的題目，我是國營企業下海的，我原來是鄂爾多斯的副總，是1990年下海的，到今天創辦了民營企業。創新也好，我們的能力到了也好，這裏面都有壹個能力和道德的問題。壹個企業家，壹個企業成長到現在，回憶起來這十幾年的歷程，有很多可以總結的東西，也有酸甜苦辣的東西。 我為什麽從這麽好的鄂爾多斯集團副老總的崗位下海呢？那個時候我管的是原料，我壹年批三個億，相當於現在的三十個億。為什麽要下海，有的事情是逼出來的。當時因為我奶奶1988年春節的時候去世了，還有五天的時候就要過年了，當時村裏有個風俗要請樂隊班子來吹唱壹番，因為過年了請不到，就自己拿了音箱出來放，但是當時沒有電，我就用客貨車電瓶的電來放這個哀樂。我當時感到非常的難過，我說要把這個地方的電搞好。我又想到“錢老”，是壹個留學生，為了兩彈壹星那麽豐厚的待遇都放棄了，當時“錢老”就是我們的榜樣和偶像。最後我下海到了西安，做了壹些工作，老百姓對我們有很大的感激之情。第二年我去掃墓的時候，我已經是壹個小幹部了，就想把這個掃墓辦得風光壹點，隊長給我拿了好多農產品，六點就在我們家的墳地等我，當時家裏人都沒有哭，但是因為老百姓的這個舉動讓我流下眼淚。 後來我回去的時候，看到幾個孩子在哭，壹問才知道他們是交不起學費，後來我就負擔了這個學校的學費，最高的時候有108個孩子。政府對我很支持，我們之間的融合相當好，這樣我們發展到第四年的時候，地方的破產企業非常多，後來我就兼並了這些困難的國營企業。 我們那個地方沙柳是壹個灌木樹種，我們降雨量在300毫米左右，我們就成功的研究出了用沙柳來做包裝紙，我們這個地方每年有很多黃沙進入黃河，治理沙害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種沙柳，這幾年我們種了很多的沙柳，這是壹種責任，也是給紙廠找出路，就開始用沙柳造包裝紙。我們通過企業，就拉動了經濟杠桿，拉動了300萬畝的沙柳的種植面積，現在到了85%的面積。 那個地方只能種沙柳，但是要用沙柳，我提出了壹個概念，當時只有“錢老”說蒙古王集團，開創我國西部沙區二十壹世紀的產業鏈，達到了良性的循環，“錢老”在1984年提出了西部要進行革命，第五次是產業革命，我們微觀的講是草產業和沙產業的革命，大家提的蒙牛、伊 利都是在羊和牛的身上做文章，“錢老”講北方的陽光是取之不盡的資源，我們必須要走循環經濟的路子，必須要用科學的發展觀統攬全局。 我們50年代是風吹草地見牛羊，90年代是人進沙退見模樣，我們2010年要達到50萬噸，我國包裝紙的缺口是4千萬噸，我們通過龍頭帶動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建設新農村不是跟著形勢走，也不是作秀，我們是實實在在的。通過大家的支持和幫助，各方面的努力，我們發展到總資產14個億，我們新農村建設拿出1.2個億，我們交的稅是4.8個億，我們有5000名員工，帶領12萬老百姓，形成了良性的循環的產業鏈，我們新農村建設，大家知道我們是生態惡化區，老百姓靠退耕還林活著，如果這個工作壹停天就踏了。 我們說實在是沒有很好的辦法發展，我們作為私營企業，我們老百姓能拿出六千畝土地種沙柳，我們其中很大部分是“塔兔”的實驗，那個“塔兔”到東北不能過冬，在我們這個地區是最適合生活的，沒有水和比較幹燥是比較適合養“塔兔”的。這樣我們今年這兩千戶集團準備再捐款六千萬，再幫助他們貸款，政府幫助壹部分，我們把“塔兔”的種子和飼料全部收回，現在我國的“塔兔”數量已經很多了，壹戶按兩千萬只算，就相當於我們浙江的 打火機的市場，大家知道退耕還林以後，我們的絨山羊要改良，北京人講殺掉山羊保護北京，如果技術不創新，不進行改良的話，過去產絨的絨山羊只能是偷牧，最後沒有辦法，我們真正進行了種子的改良，進行圈養。 六米寬的巷道中間種牧草，這個牧草是很好的飼料，就形成了立體的種植，把產業鏈全部拉起來，農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我們的新農村不是把這搬到那，如果說新農村還要老百姓蹲茅坑就不是新農村了，我們用沼氣，我們種塑料大棚，我們用本地充足的陽光，形成了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走上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農村，我們要做成中國西部的第壹村。 我去年在人民大會堂發過言，好多的記者問我，說妳對私營企業投了幾個億，沒有效益。我們奶牛大戰的風波裏面很多風險都是我們負擔的，我為此損失了五個億，我在內蒙古開了壹個東達城市廣場，大家買我的賬，我的城市廣場34萬平米總投入十個億，壹天就賣了304套，這個地方已經形成了我們內蒙古的CBD，我們也是技術創新和體制創新，我們引進了世界50強的企業，引進了先進的管理，引進了臺灣的策劃，還有世界名牌的商業，這也都是體制創新的過程，這個產品做得非常好，我們的酒店可以供兩千人吃住，我們內蒙古大草原是壹個非常優美的底色，給北京人畫後花園的圖畫，我們內蒙古飛機架次也在增加，公路交通設施也很方便。 很多人問我扶貧是政府的事，我是私營企業為什麽這樣做，我說中國的企業家必須具備政治家的素質，中國的企業家必須要抓住老百姓，抓住政府，中國的經濟是政府經濟，沒有***產黨的平臺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沒有黨的優惠政策，就沒有我們今天幾十個億，我們不講迷信，要講良心，我們企業家富得流油，老百姓在流淚啊。 十年前我們就是萬元戶，老百姓還有穿爛棉褲。我發現壹個有心臟病的婦女，因為孩子要上學就不能進行醫治，坐都坐不住，她吃飯都要由姐姐來餵，現在的社會為了孩子上學，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後來全家討論說要放棄治療，要讓孩子上學，她最後說能否貸點款，維持三個月，看到兒子上學的通知書拿到她就會安心的死去。最後我們出了幾萬塊錢把她的病看好了，但是做這個病的同時，我發現內蒙古貧困地區就因為兩三萬塊錢就會死很多人，最後我搭建了壹個心臟病救治的基金會，壹萬五就可以救治壹位，不夠的時候我們填，就形成了手把手的形態。這就是我們先做人，後做事的思想。我們家的孩子都要勤工儉學。 作為企業家，我十年前就講過，錢到我們這裏就是數字了，但是人有三寶精氣神，天有三寶日月星。人生雖然短暫，要熱熱鬧鬧豐富多彩要多做實事。 從高官沈浮談政治家的素質 壹個有抱負、有理想並有才華的人是不是可以成為壹個優秀的政治家？自屈原負石沈江以來，壹個個終生政治失意的優秀人才不斷在沈重的政治壓迫下發出帶血的吶喊，向世人提出這壹沈重的問題。屈原之後的宋玉、賈誼直至近代的梁漱溟，他們在政治上的不斷失敗似乎在昭示著壹種神秘的宿命：由來才運兩相妨。今天，潘嶽的政治上的失意，又壹次將這個沈重的話題推倒我們的面前。政治家要求的素質，到底是什麽？為什麽古往今來無數的優秀人才被不斷的拒絕在政治的大門之外？ 要回答這壹問題，我以為先應當弄清政治的本質。馬克思，這個德國的大胡子哲學家關於政治的斷語似乎下得極其冷酷：政治是人類最高層的社會活動，政治活動排斥壹切非理性的情感。理解了政治的這壹本質，我們也許就能夠回答開篇的問題。 政治的唯理性的本質要求政治家必須拋棄任何非理性的感情和個性，理性是政治家的唯壹指導，利益是政治評判的唯壹標準，二者之外的任何東西；良知，感情，責任，正義等等等等必須為政治家所拋棄。政治評價不同於人格的評判，政治利益的取舍也和道德無關。任何道義，愛國也好，為民請命也罷，其價值永遠是抽象的，而政治所唯壹需要的，就是具體的實際利益。在政治鬥爭中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的高尚情操不可能比張儀的瑪基亞維理式的無恥更為有效，因此在政治鬥爭中必然失敗；曹子建的“孤欲壹輕濟，惜哉無方舟”的偉大情懷於國家的利益無涉，倒是曹丕陰狠毒辣的政治手腕，保障了魏國在三國之中的強勢地位；夏言的範顏直薦必然敗給老而無恥的嚴嵩，倒是徐階的忍耐和等待讓嚴世藩的人頭落地；《鹿鼎記》中那個不學有術，狡詐無恥的韋小寶，作為政治人物自然比呂留良這樣的書呆子來得遊刃有余。政治的遊戲，沒有對與錯，只有輸與贏。看不透這壹點的人，不配作壹個合格的政治家。 從這壹標準而言，屈原是偉大的詩人，但不是合格的政治家，甚至嶽飛、袁崇煥也和優秀的政治家無緣。死人無法愛國，茍活者或許尚有機會，馮道縱然被笑罵千年，但其作為政治家的水準，則確實的高於嶽飛、袁崇煥。 潘嶽也不是壹個優秀的政治家。他是個真誠的人，從他的政改方案和他的詩文中不難體會到其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慮。然而，這些不能夠作為他的政治水平的保證。明哲保身或許為君子不齒，但自身難保的人決不會有任何政治成就。潘嶽可以作為我們大家的好朋友，可以作為壹個值得同情的悲劇英雄，但他能否成為壹個合格的政治家，則需要時間的檢驗。 或許，對於潘嶽而言，真正的問題是，到底選不選擇成為政治家？ 鄧小平的精神還是很了不起的！有政治家的優良品質，就好像是打仗：倒了爬起來，再倒再爬起來，直到伺機占領敵人陣地，所以小平是個“福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