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上漲太快了，不投資不行啊！想選個合適的產品做?

物價上漲不等於通脹　　“我理解的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政府故意多發鈔票掏老百姓和企業的腰包，才會出現通貨膨脹。”　　新京報：妳最近在“2010亞洲經濟合作論壇”上的言論非常受關註，現在很多老百姓都感覺物價在上漲，為什麽妳認為現在沒有通貨膨脹？　　劉福垣：物價上漲不等於通脹，物價上漲和通脹的表現都是貨幣貶值，而貨幣貶值有因變量和自變量兩種因素造成。如果貨幣是自變量，即由於政府印了很多紙幣導致物價上漲，這是通脹。如果貨幣是因變量，價格本身是自變量，由價格本身上漲造成的物價上漲就不是通脹。　　造成這種物價上漲的原因特別多，例如中國進入WTO之後，農產品的生產方式與國際相比十分落後，導致了市場上很多遊資炒作棉花、大豆等農產品。由於這些資金巨大，數以萬億計，而且大多是自有資金，不是銀行貸款，因此很難控制。這些炒作者大多是低素質的暴發戶，他們不會也不願意去做別的投資，例如去投資新能源和循環經濟，於是就幹脆來炒房子或者炒作農產品。　　這種物價上漲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算上住房使用成本將近25%-30%的權重，現在的CPI還要更高。這種價格上漲是發展戰略失誤，經濟資源分配不合理造成的。　　新京報：妳認為什麽情況下才能稱為通脹？　　劉福垣：我理解的通貨膨脹是政府政策的產物。政府故意多發鈔票掏老百姓和企業的腰包，才會出現通貨膨脹。但從我所親歷的近三屆中國政府來看，財政的日子都很好過，政府既沒用通貨膨脹的動機也沒有這麽做。例證就是這麽多年來我們壹直是存款大於貸款。　　“三高”是發達後的必然　　“中國現在是‘三低’。我的觀點是物價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總的趨勢是升大於降，走向‘三高’。”　　新京報：妳的“三高”理論受到很多人的攻擊，為什麽說“三高”才是強國的標誌？妳的意思是說未來老百姓必須要承受高物價？　　劉福垣：“三高”不是什麽理論，而是強國之後，我們看到的客觀事實，是強國的標誌，不是奮鬥目標，而是發達之後的必然現象。　　不是說我們要安排物價的上漲，而是要以平常心對待物價、人價、錢價上升的必然趨勢。我們要正視物價上漲。　　中國現在是“三低”， 物價低、人價（勞動力價格）也低，錢價（人民幣匯率）也低，GDP豐產人民不豐收，便宜的產品往外流，補貼全世界，相當於全民族給外國人打工。我的觀點是物價有升必有降，升升、降降，總的趨勢是升大於降，走向“三高”。　　新京報：目前的物價上漲該如何應對？　　劉福垣：我們不能人為的抑制物價，而是要想辦法改革流通體制、增加可支配收入。物價上漲關鍵要看是什麽因素造成的，如果是通脹造成的，就需要緊縮銀根。通脹的標誌也很明顯，貸款大於存款，就業率超過95%，工資大幅度上漲，甚至勞動力短缺，投資增加太多，那就需要緊縮銀根。　　但現在的情況是勞動力過剩、產品過剩、產能過剩和所謂流動性過剩，還有這麽多的產品賣不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和資本雙失業，還說是通貨膨脹造成的，還要緊縮銀根，是跟自己過不去。　　如果政府把物價高當成通貨膨脹來治理，就是緊縮銀根，其結果就是導致工人失業，收入降低，老百姓的日子會更難。因為中小企業創造了大多數的就業，而他們本身貸款就很困難。　　我們不能光從老百姓的主觀願望來看問題。老百姓的希望是，工資越高越好，物價越低越好，作為壹個消費者我也有這個願望。但是，天底下有這種好事嗎？價格越低，工資就越低；工資越高，物價不可能不高。人價是產品成本的組成部分，人價高了產品價值上升，價格不上升是不可能的。消費拉動，拉動什麽，首先是價格，價格上升拉動供給，拉動GDP。物價下降，人價必然隨之下降。例如，如果物業人員工資翻壹番，妳的物業價格能不增加嗎？　　收入增長被少數人拿走　　“問題的關鍵不是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這塊蛋糕，解決分配機制問題。”　　新京報：妳在描述“三高”時提到了壹個前提，就是每年的工資增長達到15%左右。這個數據怎麽來的，妳自身有這種感受嗎？　　劉福垣：這個前提說的是應該如此，而實際上我們大體上做到了平均如此，大多數人並不如此。1982年到2006年，居民收入增長了29倍。但是，像妳我這樣的人都沒感受到，甚至連7%或8%的收入增長都沒有感受到。　　我來北京這麽多年，檔案工資從來沒達到過北京平均收入水平。因為這些增長的收入大部分被少數人拿走了，現在是20%的人拿走了80%的財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是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不是做大可分配的蛋糕，而是如何合理的分配這塊蛋糕，解決分配機制問題。　　新京報：對於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妳有什麽建議？　　劉福垣：現在有人提出工資5年翻番計劃。其實GDP上漲了，工資能不漲嗎？我計算過，改革開放以來，收入還增長了29倍，但現在老百姓仍然感覺物價上漲厲害。關鍵問題是，工資翻倍了有什麽用，如果都翻到別人手上去了，翻多少倍也沒有用。現在的關鍵問題是必須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真正使收入按要素分配，真正做到同工同酬，勞動的投入產出要成正比。　　如果分配合理了，物價漲壹點，還可以接受。但現在壹邊是揮霍性消費，中國已經創造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壹邊還有很多人感覺“被中產”。真正的中產不僅是拿工資，還能從老板那拿來壹部分利潤，與其***同分享剩余價值，現在這部分人在中國16%都不到。　　物價上漲不可避免　　“哪有GDP往上漲，物價不上漲的？GDP往上漲，物價不漲，肯定是假的。”　　新京報：妳前段時間也對媒體說，中國的物價再有40年也達不到美國的水平，中國的物價上漲趨勢勢不可擋，能具體解釋下嗎？　　劉福垣：美國人為什麽消費力那麽強？不就是人價高嗎？那個應該破產的通用公司，工人每小時的工價是40美元，八小時就是320美元，相當於人民幣2144元，壹天收入相當於我們壹個月。以如此高的收入水平消費我們發展中國家的產品，是什麽感覺？　　大家知道，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生產不足的矛盾是人類社會與自然永恒的矛盾，短缺永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作為人口大國，我國永遠都是短缺的，不可能有什麽剩余。我國要富民強國，必須大量進口外來資源和產品。面對我們買什麽什麽貴的局面，我們的錢價不高是不行的（即人民幣不升值不行）；我們的人價不高更不行；人價高了，物價能不上漲嗎？工價、物價交互上漲，螺旋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哪有GDP往上漲，物價不上漲的？GDP往上漲，物價不漲，肯定是假的。　　新京報：物價上漲還有哪些具體原因？　　劉福垣：中國物價上漲還有壹些特殊因素，例如我國農業生產的小規模和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在國外，幾個農場主甚至可以控制壹項產品的價格，但是中國農民的地才幾畝，而且都是手工作坊式的生產，根本沒有形成對價格的控制能力。另外比如說，即使是蘋果的市場價非常高，幾塊錢壹斤，農民得到的並沒有增加多少。　　生產者價格低，消費者價格高，是這種生產方式的必然規律。關鍵是農民沒有議價能力。現在河北的土豆甚至要經過山東壽光繞壹圈才運到北京，因為只有那裏有流通渠道，這種情況勢必會推高土豆價格。　　“十二五”期間必須要考慮轉變農民工的社會身份問題，讓他們逐步留在城市，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改變消費結構、消費方式，也必然會刺激物價不斷上漲。在這種情況下，糧食和蔬菜不漲價行嗎？　　只有逐步減少農民，提高土地經營規模，才能抑制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幅度，現在不要再指望第三代農民工回去種地了。這是發展規律。如果說不讓農民進城又要求種地收入與進城工作的收入持平，這樣算出來的糧食物價將是天價。　　公有資產應保障民生　　“公有資產的利息和租金的壹半就可以壹步到位推翻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四座大山’。”　　新京報：這種情況下老百姓可以做些什麽？　　劉福垣：我們的物價在漲，美國的物價也在漲，但我們處於成長期，漲得更快。所以每個人都要順應市場要求，趕緊提高自己的掙錢能力，讓自己有討價還價的能力。　　另外老百姓還要反映自己的利益所在，向政府訴求自己應該得到的權益。因為我們國家的資產大部分是公有資產，這些資產的利息和租金的壹半就可以壹步到位推翻壓在老百姓頭上的“四座大山”，即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宅的體制性短缺。現在強制儲蓄、商業保險的辦法等於變相剝奪了全體公民對公有資產的所有權。物價和工價都是市場機制問題，要靠市場來解決，而推翻這“四座大山”是政府的職能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當前分配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　　新京報：妳認為該如何解決？　　劉福垣：現在很多全民資產都在國有企業裏運行，其租、息、利究竟落入什麽人手中？廣大老百姓是不是享受到了，這還是壹個必須搞清楚的問題。我們應該使全民資產和政府資產兩權分立，用稅收形成的政府資產可以由政府企業經營。政府企業不以盈利為目的，是為納稅人服務的特殊形式。全民資產由誰經營，誰就向全民資產管理機構交息交租，這些利息和租金就是社會保障基金，專款專用。　　目前我們有300多萬億的公有資產，如果按2%的利息計算，壹年就是6萬億，而真正采取目標補貼、按需分配實際的社會保障可能3萬億就夠了。　　社保基金去炒股最蠢　　“政府要建設大量保障性住房，要做第壹大房東，現在用社保基金去炒股是最蠢的辦法，而買房子才是最好的投資手段。”　　新京報：說到物價高，房價可能老百姓感觸最深，對於目前政府的樓市調控政策，妳有什麽看法？　　劉福垣：現在的樓市調控其實是踩著油門想剎車。這三大油門第壹是土地批租，第二是稅費，第三敞開貸款。“居者有其屋”就是壹個錯誤口號，年輕人應該租房子，如果租不起政府給補貼，政府可以補房租但不能補房價，但現在我們是補房價鼓勵年輕人買房。把自己父母的幾十萬都押在這裏面，這其實是壹個犯罪行為，讓少數人發財。恩格斯150多年前揭發過，居者有其屋實際上是大資產階級的陰謀，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政府必須要想辦法將工人工資和房租調到合適的比例，如果勞動者用自己的工資租不到房子住就是政府的失職。勞動者即使拿最低工資，用25%的工資也要能租上最差的房子，而且這個房子不是貧民窟，是水、電、氣都有的房子。　　如果企業給的工資在當地租不起房子，說明這樣的企業應該到別的地方去發展，也讓別的地方有發展的機會。　　另外政府還要建設大量的保障性住房，政府要做第壹大房東，現在用社保基金去炒股是最蠢的辦法，而買房子才是最好的投資手段。現在很多地方政府都說沒錢建保障性住房，這都是借口和裝糊塗。依我看，應該有壹條規定，就是地方政府如果沒有先把本地區的人口結構和規劃做好，先蓋好保障性住房，其他所有的事情都不要做了。辦公樓也可以不建了，政績工程也不要做了。　　■ 微博　　吳興川：套用劉院長的算法，賤為壹介草民，工資400年也趕不上美國，沒有灰色收入，物價漲了還不準說通脹，可讓壹介草民怎麽活？　　cocoguy：我們學校食堂飯價漲了可不止三成啊，超市普通雞蛋已經到了五塊！　　五毛哥：為什麽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物價要與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為標準？　　沈剛sark：劉福垣提出了壹個理想的經濟增長規劃：每年三到五個百分點的物價上升，每年10%左右的GDP上升，每年15%的工資上升，每年壹兩個百分點的匯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