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才論，曹魏多關心民生的文臣，蜀漢則多產武將。對關羽張飛驍勇的贊譽之辭，頻頻見諸《魏誌》、《南史》、《齊書》，可見不謬。前人論曹魏經濟，必言及屯田績谷，這當然不錯，不過就貨幣政策而言，曹魏也並不成功。建安13年，京洛地區就處於物物交換狀態。劉備稱帝那年，曹丕又因天災蝗禍而停用五銖錢，曹魏尚且如此，蜀吳兩國就更是疲軟了。
劉備得荊州時，粟就與金同價，他不直接攻打劉璋，也是出於個體攤主的精明，因為他幾乎連軍餉也難以足供，只好借了幫劉璋擊張魯的名義，用益州的工資來滅益州。玩的是空手道。得手後，仁厚的玄德興致勃勃地鑄起了直百五銖錢，這種巨額面值的幣重不過是蜀五銖的三倍，作價則達百倍。這樣，同樣多的銅就可換取民間三四十倍的物資勞務。這是誘發民怨的好方法；何況，蜀漢又連年興兵，有的是出於直接無奈，比如戰漢中，如果漢中讓曹操得手，則益州門戶大開；有的則出於間接無奈，比如六出祁山，比如姜維伐魏，如果不以攻為守，戰略上就將陷於被動。西漢末年公孫述成家政權軍勢威震荊楚關中，與劉秀集團相恃，只因偏安保守，終為魚肉。偏安自古不得安，荊州劉表，益州劉璋兩位宗親就是教訓。
益州面績尚屬可觀，但耕地少，是‘土狹民寡’的‘蕞爾小國’，自然經濟冷兵器時代，國力資源取決於耕地與人口，試看漢代十三州中，曹魏獨霸九州，孫吳三州，蜀漢只有孤煢壹州，以壹州彈丸之地，何以抗天下?而州郡的行政建制，也基本上是當地農耕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所致，同樣是蜀中，至唐末王建所建大蜀政權就已包含六十四州的內容，建築面績不變，使用面績則不可同日而語了。
孫吳的財經狀況與蜀漢也是難兄難弟，連年征伐使國庫枯竭，與曹魏爭合肥、樊城；與蜀漢爭荊襄並引發兩國大規模戰爭，除了呂蒙襲荊州掠得府中大筆藏錢得了便宜外，其他戰爭都是賠的，而且，由於蜀吳相通，兩個通貨膨脹國家爭相把貶值貨幣作為經濟戰的手段，爭貶幣值以防本國貨幣大量流失。在銅本位的經濟體制中，壹枚當十重量的銅幣被鑄作當五千面值的大泉，最後吞食惡果的必然是吳蜀兩國自己，等到蜀吳兩國幣制崩潰時，已無需去考究滅他們的到底是曹氏還是司馬了。
人口穩定的人口量是國力根本，但人口問題決不單純。漢末，門閥取代世祿，他們庇蔭眾多的部曲家奴，部曲只向主公負責，既不向國家納稅，也不應差，政府的輕徭薄賦，只是便宜了主公們，與農奴化的農民無關。
門閥部曲制既是地方遊離於中央的隱患，卻也是現實政權安寧的基石。袁紹起事是因為他袁家四世三公，賓客滿天下，汝南壹郡，就達二萬人；孫堅父子崛起江東，也因‘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其他劉表馬騰輩也大同小異?
孟德破黃巾，得三十萬兵，男女人口百萬，這就是曹氏私產‘青州兵’，後來征戰多年，私產愈豐，‘黑山賊’降卒十萬，烏桓兵二十萬，攻克的荊州，又是漢末移民最為密集的地區，李典當年投曹時，壹人就帶來三千部曲，壹萬三千人眾，以此入股，又不奢求紅利，深得阿瞞信任。
蜀漢卻很不樂觀。關中難民入蜀不斷，但總量有限且零碎，劉備親信力量大多來自他老人家生活工作戰鬥過的涿郡荊州南陽諸地，成分雜，不系統內聚力差，而‘蜀土人士，專權自恣’，諸葛刑法峻急，刻剝豪強，卻被轉嫁給農民。劉備輾轉長征時，只鍛煉了幹部，並未能擴軍，早年贊助過他的倒是富商，大概也是商人與商人容易溝通的緣故。最要命的是，豪強對部曲的控制、國家對農民的控制、農民對土地的定居依附關系都需要時間，當劉備騙得益州，終於找到家園時，魏吳兩家已經子孫滿堂、炊煙不絕幾十年了。蜀漢第壹個被摧毀，當有許多無奈，而這種時間上的無奈，更顯出歷史的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