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會元
（武漢中南財經大學）
1935年11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實行法幣改革。法幣改革的主要內
容：壹、集中鈔票發行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
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規定其它銀行不再享有發行權，其正在流通的紙幣逐漸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規定法幣是“無限法償貨幣”，國內“所有完糧納
稅，及壹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再行使現金；凡銀錢行號、公私
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生銀等類者，應即兌換法幣使用。”三、廢除銀本位制。全
部白銀收歸國有以充作法幣準備金，“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
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四、規定法幣不予兌現，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機關無限制
買賣外匯，法幣先與英鎊稍後與美元實行固定匯價。
法幣改革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幣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標誌有：
第壹、法幣的發行壹舉結束了千百年來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混亂的狀態，實現
了中國幣制的統壹。以法幣統壹的全國的貨幣，是貨幣發展歷史上的巨大進步。
中國在實行法幣以前，貨幣制度混亂之極。本位的銀元就有“龍洋”“袁頭”和
“孫頭”等，它們成色各異，不能通價交換；而流通的輔幣則各地有規格和成色
不同的“銀角”“銀毫”，此外，還有眾多的相差懸殊的制錢和銅元等。這些鑄
幣，甲地通用，乙地則不能通用，彼此間兌價相差懸殊。至於紙幣則至為混亂，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國或外國的銀元券居多；在內地都會，政府紙幣流通為多；在
偏僻城鄉，多橫流各種商店、錢莊或其它非金融組織所發行的私票。那時的中
國，從貨幣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為壹國”，中國“實不啻久已分為十百千小
國”。法幣發行整飭了貨幣流通秩序，對於掃除繁雜貨幣及其障礙經濟發展有巨
大的歷史作用。
第二、法幣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經貿和國內生產的發展。從對外經貿方面看，
在實行法幣改革以前，中國的金融行市總是受到世界銀價漲落的拉打而發生不
穩。法幣發行後，政府將全國約6.62億元白銀全部收歸國有，既不準買賣有不準
流通，使法幣完全與現 ?壓常 這就使中國的貨幣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
響。如美國1935年12月停止在倫敦購銀，世界市場上壹周內銀價降低了10%，但中
國因實行法幣，與世界銀價脫鉤，國內金融沒有因之引起大波動。同時，法幣改
革中穩定法幣對英鎊匯價的作法使中國既可以用法幣購買外匯克付所欠各國的外
債，避免用白銀償還外債所帶來的許多幹擾和損失；而且還因為法幣與英鎊有了
固定比價，可以在世界市場流通。這無疑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中國
的對外貿易發展。到抗戰前夕，“中國在歷史上第壹此出現外匯率的穩定”，在
法幣改革後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
口”，這種外貿形勢以及“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要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
的購買力。”從國內工農業生產方面看，在改革後最初的壹、二年內，法幣的發
行刺激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壹元可兌換法幣壹元，但
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的60%可兌法幣的100%。實行法幣後，市面上紙幣（法幣）
的流通量相對於銀元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1935年11月初為459308123萬元，
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07202334萬元。後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貨幣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為壹種合理的金融現象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
上漲了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經營活動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
業繁榮和工業生產發展，“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誌的內地的復興”景
象。1912－1949年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每年平均遞增5.6%，而1926－1936年間增
長率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這種比例關系表明法幣改革從壹個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紀三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的最高時期。同時中
國資本主義經濟也有所發展，1936年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占全部工業總產值的
58.8%，超過了非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為中國資本主義範圍
擴大時期或曰強力資本主義化時期。中國的農業，1936年除川、豫、粵三省受災
外，全國大面積獲豐收。據當時的中國銀行估計，1936年重要各省農業收成的總
價值達法幣56億元，較1933－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見法幣發行之初對促進國內工農業生產的推動作用。
第三、法幣改革成功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戰爭是雙方國力
和人心向背的較量這種較量既體現在軍事上、戰場上，也體現在經濟上。而法幣
改革在後來的中國抗日戰爭中體現出“長期效果”，這種“長期效果，證明遠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為巨大”。“長期效果”表現在：法幣改革為南京國民政府創造
了壹個前所未有的時機和條件。首先，可以穩定並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國民
政府可通過強制推行法幣這壹手段總攬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因而也就“能夠運用
普遍為人民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國
民政府的實力在抗日戰爭中得以維持甚至是增強。其次，實現法幣改革，利於此
後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法幣得到廣泛的流通，有利於國家在抗戰
全面爆發之後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調度現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
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實行法幣，國家以法幣收兌了社會各方
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保證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財力投入抗日戰爭。法幣實行
前，中國的“現金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上海”，實際為外國所把持。法
幣發行後，“免除了紙幣對於現金的兌換，而改以外幣為兌換，可以使敵人掌握
中的三萬萬元的巨額準備，轉變為存在海外的外幣準備，這是有相當的國際意義
的，”對中國的抗戰大有好處。最後，法幣改革的實現，在抗戰時期對於國統區
大後方戰時資金供應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戰爆發後資金向內地後方
流動，使大後方各銀行吸收的存款數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場利率降低、迅速恢復
和擴大了後方生產，為抗戰作出了巨大的支持與貢獻。
法幣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壹、法幣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國民政府對幣制改革實行分步到位法，即第壹
步首先實行“廢兩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幣。“廢兩改元”的成功，在技
術上為法幣改革鋪平了道路、優化了實行法幣的金融環境。1932年7月7日，國民
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會議，會上確定“廢兩改元”及其
三點原則：（1）廢除銀兩，采用銀元；（2）采行銀元制度後，舊鑄銀元可照舊
使用；（3）確定銀元法價，開鑄新銀幣。接著，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國民政府先後發布《廢兩改元令》、《廢兩改元布告》《訓令》等文件、文
告，規定從當年4月6日起在全國正式推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的推行，實現
了在全國範圍內通行形狀、重量和成色劃壹的銀元，大大簡化了貨幣種類，改善
了通貨市場的紊亂程度。其結果，壹方面利於中國國內商品流通和經濟生活的活
躍，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另壹方面，“廢兩改元”作為簡化貨幣、整頓貨幣
流通市場的關鍵壹步，為在中國廢止硬幣流通，進壹步實行發布改革掃清了貨幣
紊亂方面的障礙，從而降低了發布改革的難度。
第二、抓住時機進行攻堅。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史
無前例的經濟大危機。危機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放棄了
金本位，企圖以此向用銀國轉嫁危機。1933年3月，美國也放棄了金本位，使美元
貶值，並單方面違背1932年7月世界8個主要產銀、用銀國通過的“白銀協定”，
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收購白銀，企圖以“提高銀價，即為提高四萬萬人民的購買
力”的辦法，將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種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國際市
場上白銀價格上漲。1935年以前，白銀及銀元在國際市場上是壹般商品，在中國
則是通貨。國際市場銀價的上漲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從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個
月中間，上海輸出的白銀（含銀元）數量高達2.229億元。這壹數量竟然相當於
1933年輸出量的三倍。白銀外流量的劇增，減少了上海的白銀儲備。從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銀行（中、外銀行）的白銀存量由5.894億元減少到3.35億元。
到1935年，中國又大約外流白銀1.8億元。
白銀的大量外流對中國產生了嚴重後果。壹是中國外貿嚴重入超；二是國內
銀根緊張，頭寸短少，市面周轉不靈，銀行錢莊商號接踵倒閉；三是通貨不足，
物價下跌，乃至工廠難以維持。中國在國際經濟危機中瀕臨此境，國內人心為之
只擰 孔祥熙認為：白銀價格的上漲與外流，有害於中國的經濟，在“中國政府
清除內部威脅，鞏固在全國地位的時候，會減少它的財政收入”。因此，中國除
去進行幣制改革外，看不到別的出路。 祥熙等國民政府大員的見解反映出當時
政府對此的認識水平以及中國的幣制形勢於此時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發之地步。國民政府的正確之處就在於抓住這壹時機義無反顧地推行法幣政策。
法幣改革從政策上說確是明智之舉。其壹，可通過法幣的推行屏蔽世界經濟大危
機對中國經濟的繼續沖擊；其二，人心恐慌中實行法幣改革可收買人心，利用人
心，擴展推行法幣的民眾基礎，從而使法幣改革免遭強烈反對。
第三、法幣改革推行中，南京政府取得了江浙金融資本家的加盟，從而增加
了成功系數。
在1932年7月，江浙金融資本家們就積極奔走，組織“廢兩改元”研究會以推
動廢兩改元的改革。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貝祖貽作為廢兩改元研究會的委員，
力主盡速實行改革，他態度鮮明的駁斥外商關於中國若實行廢兩改元需要10年或
更長時間的說法。指出，內地資金正流向上海，上海金融界銀元庫存充足，洋厘
行市暴跌，正應抓住這壹極好機會，加快推進廢兩改元。上海分行副經理馮仲卿
並積極著文就廢兩改元進行鼓吹，提出具體建議，而分行的另壹個副經理史久鰲
則更親身參加上海銀元銀兩兌換管理委員會的工作，具體負責核批銀兩銀元的兌
換申請書。銀行家們就是這樣以自己的行動從各方面支持著廢兩改元的改革的。
之後，江浙金融資本家們還加入國防設計委員會，直接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
“九·壹八”事變的發生，舉國震動。南京國民政府雖壹味依賴國聯，幻想通過
國際調解，以妥協的辦法解決東北問題。但面對日本無視國際法規則，畢竟也不
願意日本吞並整個中國。在這種形勢下，錢昌照（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
兼國民政府秘書）向蔣介石提出組織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建議。錢的本意是積極
的。他認為：日本遲早會侵犯中國，中國要未雨綢繆，為了及時做好禦敵準備，
他提議組織壹個專門機構，聘請壹批科技專家和教授，從事有關國防建設方面的
調查、研究和有關計劃的制定工作。
錢昌照的建議十分符合蔣介石的心意。因為，這壹機構的設立給蔣帶來十分
的主動。第壹，有助於增強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的勢力。通過這壹機構打出準備
抗日的旗幟可以拉攏壹批各方面各專業的知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為己所用，改變其
所控制的力量主要在軍隊、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勢猶未及的局面。第二，通過這
壹機構爭取英美等國的支持。這壹機構所擬聯絡的學者、名流大多留學西方，為
西方培養，深得英美等國依賴，蔣通過與它們的聯系可以爭取美、英等國從經濟
上、政治上更多的支持。地三，客觀上有利於南京政府預做防備日本擴大侵略的
準備工作。
經過半年多的準備，國防設計委員會於1932年11月1日正式成立。在國防設計
委員會的首批39名委員中，就有徐新六、吳鼎昌等江浙銀行家代表，以後陸續又
有張嘉璈等人加入該會。他們在設計會期間，積極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1933
年，美國頒布《白銀法案》，高價收購白銀，致使高價市場 鄱剛恰T諢?饃?br />
銀行紛紛將白銀大量裝運出國，投機牟利。白銀大量外流，導致國內銀根緊縮，
經濟衰退，市場混亂。南京國民政府醞釀幣制改革時，徐新六等都曾參與策劃，
並多方活動。
法幣改革實施以後，國民政府任命了壹個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委員會的主
席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兼任，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包括：財政部1人，中央銀行、中國
銀行、交通銀行各2人，上海銀行業公會2人，上海錢業公會2人，私人銀行5人，
江浙金融財團的重要人物張嘉璈、胡筆江、陳光甫、秦祖澤、李銘、吳鼎昌、周
作民等人均是委員會的成員參與其工作，胡、陳、李和錢永銘等還是常委委員。
當然，這時的他們，在江浙財團已被解體的情況下，主要是以個人的資力和聲望
發揮作用，因不再有金融財團的力量為後盾，這種作用已無法同過去相比，“他
們這些人在委員會中的力量卻被那些與政府更密切的人物如孔祥熙、宋子文、宋
子良和杜月笙等所沖淡”。但不能因此而忽視金融資產階級及江浙銀行家們參與
幣制改革的熱情及積極的歷史作用。在浙江興業銀行經理徐新六逝世後，在他的
遺物中發現了他草擬的中國幣制改革意見書。這壹幣制改革意見書與國民政府正
式公布實施的改革方案有許多相同之處，由此可以判定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的改革
方案也征求了包括徐新六這樣壹些人的意見，可見金融資產階級和江浙財團的代
表人物在幣制改革中也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1935年12月9日，美國開始降低白銀收購價格。解釋出現這種情況的壹種說法
是美國財政部長摩根韜在這段時期，“對於收購外國白銀越來越感到厭煩”，
“‘從中國收購白銀’，在他看來是壹件‘越來越蠢’的事”。而實際是“摩根
韜仍然疑心中國已與英國暗中做交易”。在中國為向美國出售更多的白銀繼續做
出努力後，摩根韜建議由孔祥熙或宋子文前往華盛頓商談白銀問題，後來“美國
國務院覺得最好是邀請壹位次要的人物前來，因為美國能夠做什麽還拿不準，也
因為邀請孔或宋到美國，或許會引起英國和日本的疑心”。在此背景下，派出“
壹位傑出的銀行家陳光甫赴美”。
陳光甫於1936年4月初到達華盛頓。摩根韜很喜歡陳光甫這位留學過美國的銀
行家，他說陳光甫“在每壹件事上的舉動都像故事書裏面的中國生意人所應當做
的那樣，而他們當中的多數卻並不如此”。經過談判，中美間於五月很快達成協
議，協議規定美國繼續收購7500萬盎司白銀，在8個月期間內，每月分批照平均價
格買進，這壹平均價格約為每盎司0.45美元。美國財政部還答應與紐約的聯邦準
備銀行商洽由中國以5000萬盎司白銀作抵，給予中國壹筆期限8個月的2000萬美金
的信貸。1935年11月中國幣制改革以後直到抗戰爆發，中國向美國出售的白銀總
數***達18700萬盎司，包括有1935年11月售出5000萬；1936年5月售出7500萬；
1937年7月售出6200萬，售銀收入折美元9400萬元。此外，中國還曾於1936年5月
征得摩根韜的同意在英國倫敦售出白銀200萬盎司。南京國民政府在這壹時期出售
的白銀所得總計在約1億美元。這巨額的錢款支持了法幣改革的實施，穩定了法幣
的幣值。這些都與陳光甫這位大銀行家的努力分不開。
“法幣”令下達後，上海銀行同業會於是夜（3）日召開臨時會議，參加會議
的有中國、交通、浙江興業、浙江實業、國貨、墾業、國華、新華、金城、上
海、中南、鹽業等銀行，浙江銀行家陳光甫任會議主席。第二天又召集臨時執行
會議，議決擁護法幣的三項具體辦法：（1）自4日起，江浙各銀行的款項收付，
概以法幣為限；（2）同業者若有多匯劃或缺匯劃者，暫可匯劃銀元，並商由中
國、交通兩銀行平調，同時詳商徹底解決辦法；（3）銀行所出各種票據均在票面
統壹註明國幣字樣。
江浙金融財團是北洋統治時期開始形成的中國最有財力的資本集團，其大本
營在上海。江浙銀行家手中掌握著全國半數以上的巨額資金。他們積極參與幣值
改革的策劃，擁護法幣政策，大大降低了幣制改革的難度，推動了法幣的流通。
第四、法幣改革的設計吸納了部分外國財經專家的意見，法幣政策推行過程
中取得了英美等國的某種支持。
從某種程度上看，法幣改革的方案就是中外各方的合作產物。美國顧問楊
格、英國顧問李滋·羅斯等兩位專家都參與了法幣改革方案的研究。楊格曾“竭
力主張早日探索實行改革的可能性”，他與羅哈托、林襟宇等外國專家在1935年
3月15日建議，中央銀行鈔票應當法定為各銀行發行鈔票的準備金；中央銀行得用
它的鈔票收回自己的已發舊鈔，或用以在各銀行之間清算帳目；各銀行應獲準用
白銀、黃金或外匯繳存中央銀行，或用合格的擔保品向中央銀行貼現以換取中央
銀行的鈔票；中央銀行有權選用白銀、黃金或外匯按照市場價格收回它所發行的
鈔票。楊格等人並努力敦促用白銀作為擔保尋求壹筆外匯信貸，以支持該方案。
後來楊格等人又就某些方面細節進行了仔細研究，進而提出“在通貨的價值不過
高的水平上推行壹種匯兌本位幣”，“三家政府銀行所發鈔票將成為完全法藏的
貨幣。鈔票的發行將逐漸集中到中央銀行手裏”，“各銀行的存銀，加上從民間
收集來的白銀，將全部收歸國有，並全由中央銀行掌管以備脫售換成外匯儲
備。”楊格等人的這個方案是極力促使中國向伸縮性通貨和銀行制度、向幣制改
革推進的壹步。但是國民政府並未立即采納這壹方案，未采納的主要原因據說主
要是“當時深受廣泛流行對通貨膨脹和紙幣不能兌現的恐懼心理影響”所致。
1935年6月，倫敦方面建議由英、美、法、日四國派出代表在中國的上海召開
會議討論中國的財政和貨幣問題。6月10日，英國政府並宣布派李滋·羅斯爵士到
中國。對於英國的這項建議，“法國準備合作，但決定在日本和美國觀望不前的
時候，暫不派遣代表”；日本表示不派代表參與，並聲稱“美國對華的經 們致?br />
是比日本的軍事政策還要厲害的”。
李滋·羅斯來華後對中國的法幣改革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表現在：第壹，
排除了中國對日英關系的疑慮。在此前幾次有關中國貨幣問題的談判中，美國和
英國曾詢問過並企圖得悉中國改革幣制計劃的詳情，中國都加以拒絕了。因為當
時英國正在與日本討論這個問題，中方擔心英國會將中國的計劃透露給日本。而
李滋·羅斯來華，英國單獨與中國會談，國民政府認為這是英國對中國幣制支持
的表示。英國的支持還表現在實行法幣後對在中國的銀行及僑民發出通告，引述
和強調了中國有關“禁止英國國民用銀償債或支付任何其它金錢義務”，要求他
們在中國實行法幣後，承認和接受中國新貨幣，交出白銀兌換法幣。而且，除日
本以外的其它國家也都這樣做了。盡管當時英鎊遇到困難，但英國在中國的財政
威信還是高的。英國給予的支持和合作就可能使中國避免“在財政上放任自流造
成紙幣不能兌現的危機”，避免“在沒有多大成功把握的情形下冒然進行改革的
可能”。第二，李滋·羅斯贊同並支持了楊格等人的方案。李滋·羅斯經加拿
大、日本於1935年9月到達中國伊始，楊格便在南京向他談及中國“整個局勢”以
及在幣制改革方面“應當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 祥熙等人又將以楊
格方案為基礎形成的官方方案通告李滋·羅斯。對於這個方案，李滋·羅斯“壹
般地表示同意。他和他的同僚錫瑞爾·羅傑斯和霍百器都出力協助提供意見”。
“他的來臨加上財政局勢的進壹步惡化，促使中國人像觸電壹樣起而行動”推進
幣制改革。
同壹日，美國人楊格重新建議，將要推行的法幣匯率最好“在0.29美元至
0.30美元，或14便士至15便士的幅度之內選定”。因為，這壹水平“是白銀市場
被美國政府收購政策擾亂之前匯價的近似平均水平”。楊格覺得，“選擇壹個新
的，不至使通貨的價值過高的外匯價格水平，至關重要”，“英國曾經在二十年
代有過采用過高價值水平遇到嚴重困難的經驗，並且拿法國在比較低的水平上穩
定法郎價格獲得好處的經驗與之作了對比”。他甚至預言，“新貨幣如能在壹個
適當的水平上牢牢穩住，外逃的資本可能會大量湧回，從而大大增加外幣準備，
使幣制改革得告成功”。之後，雖然幣制改革之初，“中國公開聲明，中國的通
貨制度是獨立的，不與任何壹種外幣掛鉤”，但不久便先後與英鎊、美元掛起鉤
來，並且大體上是采用了楊格事先設計的這壹水準。
“幣制改革在中國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認為這是穩定匯價、結束金融市場
上長期以來陷於混亂狀態的勇敢步驟。各地報紙，無論中外，壹致給以好評。這
次改革不僅在上海，也在華南和華北受到歡迎”。有影響的《字林西報》評論員
於1935年12月4日說，中國政府的意圖，“差不多已經得到普遍壹致的稱許”。“
來自倫敦的評論贊揚了這次改革。美國方面的評論，起初是不明白表態，但是隨
著改革壹開始即告順利的形勢發展轉變為給以好評。”
綜上所述，政府所推行的重大經濟、金融改革將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
面，在世界經濟壹體化的趨勢下它還必然影響於世界經濟。南京國民政府在推行
中國幣制改革時，抓住世界經濟大危機給中國造成的機遇，實行兩步走的分步到
位的審慎、穩健方法，為幣制改革的成功創造了條件；法幣改革後的方案在公布
前仔細地聽取並部分采納了外國專家的意見，使方案盡可能合於國內、國際實
際；法幣改革方案在推行中動員和利用最有金融實力的江浙銀行家們，穩住了上
海、江浙，法幣改革便成功了壹半。所以，較好地處理相關因素，是法幣改革成
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