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法律本身不完整。如果法律是完備的，即面對任何案件，任何法官甚至任何受過教育的人都能推斷出什麽是違法的，依據法律給予什麽樣的處罰，那麽對這種被動執法的威懾將是完全有效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相對穩定的法律面對的是無數的公民和千變萬化的社會，很難預測將要發生的事件，也不可能準確概括所有可能的違法行為。所以，如果只是法院執法，壹方面會因為所有可能的違法行為都無法得到懲罰，導致威懾力不足；另壹方面，可能導致過度威懾，因為立法者會采取“壹刀切”的方式，將某壹類的所有活動都列為禁止行為(2001.12財經許作為主動執法的監督)。
第三，因為道德是來自每個人內心的約束，不需要監督，成本很低，道德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效率很高。因此，對人的道德約束比制度約束更重要，是審計風險形成的重要可變因素。要降低審計風險，首先要從降低道德風險入手。否則，無論設計得多麽完美和精確，審計標準、方案和程序都會因道德風險而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四，註冊會計師采用的任何技術方法都應以職業道德為支撐點，註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是專業技術和職業道德的函數(李若山2000)。審計案件中的壹些問題並不完全是由於技術或程序上的失誤造成的，審計主體的日常行為和工作態度有時會成為問題的癥結。因此，人們不僅關註審計技術和程序的發展，而且開始關註審計主體的行為和審計主體的道德問題。而傳統的審計模型無法描述不道德行為帶來的風險，如:企業與審計主體串通，出具不恰當的審計報告；審計主體收受賄賂的；審計主體為了經濟利益壓低價格，對同行不利。因此，有必要將道德風險因素引入審計風險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