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漢文在法國學習和工作10年，1929年初回國。這時正值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經濟危機，國際市場羊毛價格猛跌，國內市場上進口毛織品的價格反而上漲了許多，正是振興毛紡織工業的大好時機。上海、天津等地過去受進口毛織品沖擊瀕臨倒閉的毛紡廠，出現了復工和建新廠的興旺景象。他回國後受聘到當時剛開始籌建的上海章華毛紡織廠擔任主任工程師。章華廠的前身，是1928年停辦的中國第壹毛絨紡織廠。劉鴻生買下機器設備與廠房，於1929年將機器拆遷至浦東，創建章華毛紡織廠，占地30余畝，有三聯式梳毛機三套，走錠機1750錠，毛織機40多臺以及全套染整設備。張漢文負責技術工作，主持了初步設計、建築施工、機器安裝、產品及工藝設計等工作，日夜奔忙於工地廠房。1930年該廠開工，生產粗紡呢絨，是當時上海惟壹的呢絨生產廠。張漢文在章華廠工作兩年，在工廠的創建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宋棐卿在天津籌辦天津東亞毛紡織公司，他多次給張漢文寫信並派人去滬催請，請他到天津東亞廠工作，張漢文本人也有意回北方工作，於是他離開上海，到天津東亞毛紡織廠擔任總工程師。從籌建開始，主持生產技術工作。1932年4月，在天津河北區北安道建廠。有英式毛線機兩套480錠，職工約250人，生產毛線。當時正值“九·壹八”事變以後，在人民群眾中愛國主義思想空前高漲，為抵制洋貨，抵制當時占據天津市場的日商“麻雀牌”和英商“蜜蜂牌”毛線，決定生產“抵羊牌”毛線，產品遍銷中國。
張漢文在天津東亞毛紡織廠工作兩年後，於1933年末辭職，到北平從事教育工作，同時兼任天津仁立毛紡織廠生產技術指導工作，約半年時間。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大部分紡織工業基地相繼淪陷，紡織物資非常缺乏，張漢文多次向重慶國民政府建議，大力發展紡織工業，打破日本侵略軍的封鎖。在壹次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召開的建設廳長和專家參加的會議上，他提出在西北羊毛集中地蘭州開設洗毛廠的建議，建議被采納後，他受聘參加蘭州洗毛廠的籌建工作。當時他在國立西北工學院紡織系任職，利用寒暑假，奔波往返於陜、甘、寧荒涼的大西北，調查羊毛資源情況，進行洗毛廠的籌建設計工作。同時，他還大力提倡在大後方發展手工毛紡織生產，並幫助創辦了西安的大秦和甘肅平涼的復興等小型毛織廠，利用當地羊毛和簡陋機器生產大衣呢和制服呢，品質優良，銷路順暢。 中華人民***和國建立後，他立誌為發展中國紡織工業的抱負和宿願，才真正開始實現。他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和積極主動精神，投身到社會主義建設中去。在他擔任北京市財經委員會委員期間，兼任北京市公營企業公司和北京市地方工業局的顧問，參加了北京地區紡織工業發展規劃和毛紡織、棉紡織工業區的布局工作。當時他經常驅車北京郊區，勘察地形，規劃廠址。他先後參加了北京清河制呢廠、京棉壹廠、北京絲綢廠、印染廠、針織廠等廠的籌建、擴建或咨詢工作。在北京清河制呢廠，他率先提出充分利用中國羊絨資源問題；在廠房設計工作中，他提出將選、洗毛車間放在廠房壹側，以保證工藝流程合理順暢；在工藝流程上，他提出先選後洗工藝等。他針對當時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上述意見，對制呢廠的擴建工作作出了貢獻。此外，為解決當時北京市缺乏技術專家問題，他向北京市推薦和聘請壹些毛紡專家和絲綢專家。 張漢文不僅有廣博的紡織技術理論知識，而且有非常豐富的生產實踐經驗。在擔任北京清河制呢廠顧問期間，他每周去工廠壹天，到廠後由廠長召集技術人員匯報生產中的問題，然後壹起到車間實地察看，最後由他分析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辦法。他的這種深入實際和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受到全廠的歡迎。
張漢文壹生始終關心著中國紡織工業的建設和發展。1965年他參加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在提案中建議有計劃、因地制宜地制定中國毛紡織工業分期建設規劃。直到1969年他臨終前夕，還在為解決天津口岸當時積壓大批山羊絨的緊急任務而日夜操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