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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對道儒的融合

正如很多評論者所說,郭象是壹個融儒道於壹體的玄學家,“從內而行”就是融道儒於壹體。其主要特征是在個體理論中包含群體精神,在個體精神領域中包含道德內容。這在理論上似乎是壹個矛盾,因為“玄明境界”是壹種超越對錯的精神境界,倫理有對錯、善惡。為了使自己的理論適應倫理社會的需要,他做出了很大的妥協,修正了老莊的自然無為說,把體現社會倫理關系的仁義作為壹種重要的存在方式。“仁義,自是人之常情,但當耳。.....畏仁畏仁者,真憂也。”(莊子並列大拇指註)仁義是自性嗎?他沒說,也不好說。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接受了儒家的仁義為性的學說。這樣看來,“玄明境界”其實包含了道德境界的內容,雖然在“合玄同”的絕對意義上可以說是超道德的。

宣明之地

郭象的《莊子序》可以看作是他的形而上學體系的總綱。可以看出,他回到了玄學的話題,著眼於天人合壹,著眼於闡述壹種內聖外王的方式。然而,與王弼不同的是,郭象接受了阮籍、嵇康和裴頠的挑戰。針對他們的問題,他壹方面用超越的觀點重新解讀明教,另壹方面又用明教的觀點解釋超越,最後提出了“神器獨占玄明疆域”的命題。“神器”壹詞出自《老子》第二十九章:“天下神器不可為”,指國家政治。郭象將神器與玄冥疆域聯系起來,不僅回答了阮籍、嵇康精神境界究竟該向何處去的問題,而且將裴頠維護名教的實踐提升到了壹個新的高度,形成了新的綜合。所以郭象玄學的主題集中在“神器孤於玄明之境”這個命題上。所謂宣明之境,就是整體的和諧。如果國家政治處於這種狀態,人們向往的正常的封建秩序就實現了。但在郭襄生活的時代,這種和諧狀態並不存在,“八王之亂”破壞了這種和諧。在郭襄看來,手握大權、興風作浪的八大天王都是“貪得無厭的浮躁之輩”,並將當時的現實危機歸結為意識形態原因。他認為有必要用自己的玄學來解決他們的思想問題,“傳播他們的鄙視”,使他們“得意忘形”,進壹步“離塵歸鬼極”,讓國家政治回歸原本的和諧。由此可見,郭象的形而上學體系大致包含三個層次。首先,他以“上有造物無,下有造物有”的理論證明了自然與社會之間存在著壹種原始的和諧。其次,他從多方面探討了破壞這種和諧的原因。最後提出了壹種在現實中如何超越的人生哲學,以此來糾正人們不正確的思想,恢復自然與社會原本的和諧。從表面上看,原始和諧是指事物是自足的,自足的,按照自己的本性是獨立的。但是,由於每壹個具體事物的自我行動中存在著天然的相互作用,這種“相與非相,相與非相”的關系使整個世界成為壹個具有普遍聯系的統壹整體,這必然導致玄明,即個體的和諧達到整體的和諧。但這種和諧被統治者的決策失誤和性情上的濫權破壞了,類似阮籍嵇康。但郭象並沒有從“讓自然超越明教”的角度來觀察問題,而是立足於明教與自然的結合,在肯定君主專制和明教的前提下,探究其弊端的原因。關於如何回歸和諧,郭象認為“神器隔絕於玄明之境”,使明教順應自然,各種關系處於最完美的和諧狀態;戰略手段是君主要無為而治,“為己之事”,“無心付出天下”,而不是“以心制天下”,“以己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