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自己的事業發展，曹景行連說沒想到。因為他到了近30歲才看上電視，到了51歲“知天命”的年齡反而“觸電”成了電視人，由此他忍不住感慨：生活真是充滿了偶然。
10多歲的他碰上“文革”，和不少上海知青壹起到安徽的農場裏插隊落戶。
“文革”後期，他開始從農場發給幹部的書籍中“吸取養料”，不管是二十四史還是馬列著作，抓到手就如饑似渴地讀。
1977年恢復高考，曹景行本來想報考化學系，但因準備不夠充分，就報考了把握較大的文科。次年，他和妻子壹起雙雙考上大學，壹個學歷史，壹個學化學，重回上海。後來進入上海社科院工作。
年過40歲之後，他又選擇香港作為事業的新起點。他壹開始就進入格調較高的《亞洲周刊》，後又擔任了《明報》的主筆，寫評論得心應手，為目前在鳳凰衛視“說評論”鋪平了道路。“人家說我從事新聞是子承父業，但其實我4歲時就和父親（曹聚仁）分開了，更多的是從他4000多萬字的作品中受到熏陶，他淡泊名利的性格對我影響很大。”因此，他對女兒的事業也同樣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現在女兒在美國做市場營銷，也有回國內發展的想法。他不把自己的意願強加到女兒身上，只是把得到的資訊提供給她參考。 曹景行早年在社科院做了多年的研究工作，面對做學者和做新聞人的取舍問題。曹景行主張壹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由於他性格裏帶著那麽點“不安分”。壹談到新聞，他眼中閃著老頑童式興奮的光芒，他甚至用“好玩”和“刺激”來形容做新聞的感覺。特別是遇到重大的新聞事件，它影響著整個社會、整個人生。做為壹個新聞人，能夠見證歷史發生在妳的身邊並且能夠直接參與的感覺是壹種刺激。這種刺激會使人興奮並且持之以恒。
曹景行選擇做新聞人的另外壹個因素是環境所迫。初到香港時，內地的學位是不被認可的。進不了大學，做不了公務員，就只剩下兩條出路，壹個是經商，另壹個就是進媒體。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媒體。到鳳凰之後，曹景行起初只是做策劃工作，幫竇文濤想點子，幫《楊瀾工作室》出主意。直到1998年7月，鳳凰臺要開《財經論壇》，想找壹個年紀稍微大點兒的人做主持，他才決定試壹試，就這樣試了壹年。這期間趕上了兩會和克林頓來訪，他又開始試著做評論。這壹做就做到了1999年。1999年5月9日，北約的導彈轟炸了中國駐南大使館，大規模的電話連線和他救急用的及時評論獲得了觀眾非常強烈的反饋。同時，這個重大事件讓曹景行發現了自己的未來空間，就是在《時事開講》做評論員。 《時事開講》的成功還在於評論員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專家角度向觀眾灌輸某種概念，而是壹種平等的關註與交流。如果碰到敏感問題，那就在基本立場的基礎上“多走半步”。這個半步，就是指《時事開講》針對某件新聞事件相較於其他媒體的多角度、多側面的解讀。
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
說起工作，曹景行滔滔不絕。他主持的《時事開講》節目，雖在深夜播出，卻已形成壹批高層次的政要、企業管理人員等固定收視群體。他說，因為他力爭在節目中提供給觀眾“第壹解釋權”，即在新聞事件報道後的第壹時間，對新聞發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剖析。他還向記者說起了自己的“遙控器”和“五角錢”理論。無論是做電視還是報紙，腦子裏總要想著：觀眾和讀者實際上掌握著“生殺予奪”的權利，節目、報紙不好看，隨時可以使用遙控器換臺、或者不掏出口袋裏的“五角錢”買報紙。所以，如果連記者自己也不感興趣的內容，最好別讓它隨便“出爐”。
曹景行說，這些理論也是到了香港才總結出來的。因為鳳凰衛視是商業性電視臺，做節目壹定要考慮成本和回報。“我們壹般不為整體包裝大量投入資金，而是集中精力打響欄目品牌，壹年開創兩三個，5年就是十幾個，觀眾自然像滾雪球壹樣越滾越大，廣告收入也隨之而來了。” 《新聞傳播學術新觀點：互聯網時代的新聞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