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待人天下歸心
劉秀認為“天地之性為人貴。”新莽末年，群雄並起，劉秀能使天下歸心，他的人為貴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殺生靈。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劉玄之命，持
節行巡河北，進至邯鄲時，已故趙繆王的兒子劉林勸劉秀說：赤眉軍現在河東地區，只要決開黃河大堤放水淹灌，百萬之眾的赤眉軍就可成為水中之魚。劉秀沒有同意，保全了百萬生靈。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劉秀軍大破銅馬軍之後，劉秀非但沒有殺投降的銅馬軍的壹兵壹卒，反倒封他們的首領為列侯。投降的人還是不放心，劉秀就命令他們各自回本營統領軍隊，而自己輕裝簡從巡行各部陣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談：“蕭王待人以誠推心置腹，我們哪能不以死效力呢!”從此都心悅誠服了。劉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給各個將領，於是部眾多達幾十萬，所以關西壹帶稱劉秀為“銅馬帝”。他不計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劉玄曾親自下令殺死了劉秀的大哥劉縯，其仇可謂大矣。可當更始帝兵敗逃亡之時，他卻頒布了壹道令常人無法理解的詔書，詔告天下說：更始兵敗棄城逃走，妻子兒女衣不遮體，遊離失所在路途。朕很憐憫他們。現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如有敢傷害他的，罪過如同大逆。後來，劉玄被赤眉軍將領謝祿絞殺。劉秀聽了很悲傷，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同時將劉玄的三個兒子均封為侯。
簡化機構，裁減冗員
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合並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並有四百余縣，吏職省減，十置其壹”。同時，廢除西漢時的地方兵制，撤銷內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職，也取消了郡內每年征兵訓練時的都試，地方防務改由招募而來的職業軍隊擔任。但是，到了東漢後期，州牧刺史逐漸權重，兼有軍政財大權，地方兵力又逐漸興起。
提倡儒學，表彰氣節
光武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光武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誌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制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早在東漢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孫述等人利用讖書作為其承受天命的依據，指使他過去的同學強華偽造了壹個叫做“赤伏符”的讖語：“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在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表示他繼承了西漢的火德，是“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的真命天子。東漢統壹全國後，更“宣布圖讖於天下”，把讖緯迷信尊為“內學”，作為其維護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學神學的同時，光武鑒於西漢末年壹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
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企圖養成重名節的社會風氣，為鞏固東漢封建統治服務。
註意民生，與民休息
第壹，釋放奴婢、刑徒。自西漢後期以來，農民之淪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為西漢末年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化中的壹個重要問題。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參加起義；同時在壹些割據勢力的軍隊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劉漢封建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詔令免奴婢為庶人的範圍，主要是，王莽代漢期間吏民被非法沒收為奴的，或因貧困嫁妻賣子被賣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饑荒或戰亂被賣為奴婢的；在戰亂中被掠為人下妻的。另外，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第二，整頓吏治，提倡節儉。光武鑒於西漢後期吏治敗壞、官僚奢侈腐化的積弊，即位以後，註意整頓吏治，躬行節儉，獎勵廉潔，選拔賢能以為地方官吏；並對地方官吏嚴格要求，賞罰從嚴。因而經過整頓之後，官場風氣為之壹變。故《後漢書·循吏傳》有“內外匪懈，百姓寬息”之譽。
第三，薄賦斂，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邊功，與民休息。東漢初年，針對戰亂之後，生產雕敝，人口銳減的情況，光武註意實行與民休養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賦斂。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詔恢復西漢前期三十稅壹的賦制。其次是省刑法。再其次是偃武修文，不尚邊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建武二十壹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東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第四，欲抑制豪強勢力，實行度田政策。東漢政權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土地兼並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制，平均賦稅徭役負擔，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詔“州郡檢核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縣丈量土地，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伋及其他諸郡太
守十余人處死，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有的地區甚而爆發武裝叛亂，“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光武只得不了了之。於是，度田以失敗告終。
謙和納士養成尊儒新風
據《後漢書·逸民列傳》載：建武五年，劉秀征召名士周黨、嚴光入朝，想起用他們。結果是周黨，入見俯伏而不拜謁，陳述自己願意謹守誌向，隱居村野。嚴光不受“諫議大夫”之職，而自願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釣。對於周黨、嚴光的“狂放”，劉秀不僅沒有責備他們，反而表現出壹種超乎尋常的豁達。當博士範升上奏對其二人進行貶斥之時，劉秀卻下詔說：“自古以來高明之君、聖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齊不吃周代的糧食，太原周黨不接受我的俸祿，也是人各有誌。”周黨隱居黽池前，劉秀賜予他帛四十匹；嚴光老死家中，劉秀為他哀傷，下詔賜給錢百萬，谷千斛。劉秀的“謙和”，還表現在他能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太學生出身的任延，被劉秀征用。在調任延任武威太守時，劉秀告誡他說：“要好好地對待上級官員，不要損壞自己的榮譽。”任延回答說：“我聽說忠臣不隨便附和，隨便附和的臣子不忠誠，堅持正義，維護公利，是臣子應有的品德。上下附和，並非陛下之福。要我好好地侍奉上級官員，我不能接受您這個指示。”對於任延的“犯顏忤旨”，劉秀並未因此而發天威之怒，他冷靜地傾聽這逆耳之言，虛心地接受了任延的批評，極有感慨地說：妳的話是對的。
中和矛盾營造和諧氣氛
劉秀愛好經術，深諳“中和”之道，並以此道化解了諸多矛盾，破解了壹道道難題。即位之初，劉秀根據讖文任命平狄將軍孫鹹代理大司馬，眾人都不高興。於是他就轉而采取推舉法，令推舉可以擔任大司馬的人選。群臣推舉的結果有兩個人選，即吳漢和景丹。究竟怎樣擺平這個關系呢？劉秀說：“景將軍是北州的大將，是大司馬這樣的人選，但吳將軍有貢獻重大決策的大功，又嚴懲了苗幽州（牧）、謝尚書，他的功勞大。過去官制規定，驃騎將軍的官職可以與大司馬相互兼任。”於是任用吳漢為大司馬，授任景丹為驃騎大將軍。這樣以來二人及群臣都再沒什麽意見了。 在處理封建土地關系上，劉秀遵循的總原則是抑強扶弱。對土地所有者，他的主導政策是：寬容而又略加限制。在政治方面，他壹方面采取給予大土地所有者政治權力，將其中的人才羅織到政權中加以管束；另壹方面，他通過樹立典範，引導大土地占有者，尋求新的、溫和的、道德型的管理手段來緩和階級矛盾。
修和上鄰換來四夷賓服
鑒於王莽的教訓，漢光武帝劉秀，壹改漢武帝以來對少數民族的征服
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從休養生息的總方針出發，確定了自己的壹套民族政策，從而為東漢王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壹個和平的外部環境。比如實行“逸政”安邊，不妄開戰端；著眼於合作發展，實施扶持政策；試行“以邊制邊”，采取“自治”政策等。從主流上看，劉秀對周邊少數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屬於以德治邊。這些政策成功地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這是“光武中興”之所以能“興”的壹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因各項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實行，為恢復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從而奠定了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物質基礎。光武帝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以安定民生。他下詔恢復了西漢景帝時期三十稅壹的舊制，並把公田借給農民耕種，提倡墾荒，發展屯田，安置流民，賑濟貧民。這樣壹來，東漢初年的封建租賦徭役負擔，比西漢後期和戰爭期間都大大減輕。農民安居樂業，生產得到了大大恢復。光武帝統治期間，東漢的農業、手工業都得到了大大發展。鐵制農具的改進，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廣泛修建，使生產技術大大提高；冶鐵技術的改進，使鐵的產量大為增加；精美的銅器、漆器、絲織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業工藝；通都大邑商業繁榮，商人的足跡遠至西域和國外。
經過幾十年的經營，東漢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歷史上稱之為“光武中興”。
文景之治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歸到底是地主階級的政策。其目的是為了穩定 和加強對農民的控制，進壹步鞏固封建統治，壹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 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商人政治地 位的提高。因此，在文景之治安定、富足的另壹面，就是土地兼並勢力的日益發展。同 時，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制，但基本上采取姑息 政策。景帝三年（前154年）吳楚七國合謀叛亂，應當說與此有壹定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