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蘇兩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期相繼開始打破原有的僵化模式，踏上改革之路。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改變了原來推行的漸進式改革，轉而實施“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但經濟發展中卻出現持續的高通脹和經濟滑坡，直到新世紀初才略有起色。中國采取穩妥地漸進式改革，不僅渡過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階段，而且保持了國民經濟的較高速增長，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面臨壹系列棘手的問題。
壹、經濟轉軌的戰略目標差異
雖然中俄兩國的經濟轉軌均以市場經濟為取向，但兩國轉軌的戰略目標選擇上卻有很大差異。
俄羅斯經濟轉軌的基本戰略目標就是徹底放棄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全面轉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早在1991年10月的俄羅斯聯邦第五次人民代表大會上，俄聯邦總統葉利欽就宣布了他的自由主義改革計劃。俄羅斯獨立後，1992年2月蓋達爾政府向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提交的《深化經濟改革綱領》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俄羅斯的激進改革方案，指出，“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企業活動和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動力。由此，必須進行私有化和制度上的改革。”[①] 葉利欽的改革目標很明確，就是要在俄羅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自由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的產權制度為基礎，否定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實行社會保障市場化。俄羅斯經濟改革戰略反映了激進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貨幣主義)學派的意識形態，也即所謂的“華盛頓***識”。[②] 20世紀70年代世界經濟危機，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經濟計劃主義受挫，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危機的跡象已經明顯暴露出來，此時開始了全世界範圍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其中最著名的方案就是所謂的“撒切爾主義”和“裏根經濟學”。壹些主要國家對危險的通貨膨脹和深刻的衰退的克服，使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得以鞏固和擴張，並得到壹些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認可。俄羅斯1992年開始推行以穩定化、自由化、私有化為主要內容的“休克療法”式改革正是秉承了貨幣自由主義思想：經濟活動全面自由化；通過貨幣緊縮政策來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和抑制通貨膨脹；通過私有化，迅速實現經濟制度改革，發展市場基礎，把國家作為市場的外部力量從經濟運行中清除出去；經濟全面對外開放。
當選總統前，針對俄羅斯糟糕的經濟現狀，普京強調要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幹預和調控作用。但主政後，其自由主義傾向明顯加強，轉而主張“有秩序的市場經濟”，不再強調國家對市場的幹預和調控，強調國家如何確保市場秩序，為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創造條件。普京並不是要改變葉利欽的改革方向，而是要通過改革來完善和鞏固業已形成的私有化基礎。2001年3月，俄羅斯聯邦政府通過的《俄羅斯長期社會經濟發展基本方針》[③]中明確表達了普京的改革取向，即堅持以往改革目標，完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減少國家對企業的行政幹預，在大力發展私營經濟基礎上實現現代化，進行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4月的國情咨文中，普京明確指出，“我反對重新分割財產。我對20世紀90年代進行這些改革時提出的目標和任務沒有產生過懷疑。” “俄羅斯當局的任務是在原則上使民主自由不可能被拋棄，使已經制定的經濟方針不變。”[④] 就任總統以來，普京以規範市場經濟秩序、刺激經濟增長為中心，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相應調整：推行積極的工業政策，實施合理的結構政策，以保持各種經濟形式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結構合理，建立有效的財政金融體系，徹底實行稅制改革等。農業上，加快農村特別是農用土地市場化改革，出臺法規允許農用土地買賣。實質上，普京是要建立保持壹定國家幹預、有序競爭的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而並沒有改變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改革取向。
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要求，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經濟轉軌的目的，是沖破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束縛，建立起適應現代經濟發展，能夠促進資源合理配置的市場經濟體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最初是本著經濟發展的目標，改革方針的選擇取決於能保障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保持社會穩定是進行改革始終不渝的壹貫條件，也就是現階段的“改革、發展和穩定”相結合的原則。1978年以來，中國采取積極穩重的步驟，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經過10多年的實踐探索，1992年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即把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轉軌的戰略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使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其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上，強調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和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強調國家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發揮宏觀調控作用，以彌補市場“失靈”現象。
二、經濟轉軌的路徑選擇不同
1992年1月起，葉利欽開始大刀闊斧地推進“休克療法”政策。在緊縮銀根的前提下，迅速全面放開物價，通過市場機制調節供求；推動貿易自由化；實行盧布的可自由兌換；迅速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為自由市場經濟奠定產權制度基礎。由此，俄羅斯的經濟體制轉型作出了“新自由主義”的路徑選擇。俄經濟轉軌采取的是眾所周知的“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方式。它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委派到俄羅斯的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所提出的以貨幣自由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克服危機和實行改革的壹種方案。按照這壹規劃，俄羅斯的產權制度改革和市場制度改革基本同步進行，價格自由化、私有化、金融貿易自由化齊頭並進。1991年12月，葉利欽發布關於放開物價的第297號總統令。在葉利欽的支持下，1992年1月，以代總理蓋達爾為首的激進改革派開始實施以“休克療法”為特征的激進改革。從1992年1月起，除某些生活用品和少數交通、能源等生產資料外，壹切商品價格全部放開，不久又放開全部能源及能源產品的價格。而在經濟嚴重短缺、市場經濟法規不存在的情況下，改革啟動後的俄羅斯經濟不僅沒有像當初預計的那樣好轉，反而更加惡化。在各方壓力下，雖然1992年6月俄政府頒發的《深化經濟改革綱領》對改革的速度和步驟作了壹些調整，但“休克療法”的基本內容並未改變，仍要求盡快與國際接軌，取消對外貿易限制，實現外匯自由化。與此同時，私有化的步伐加快。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最終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蕩，蓋達爾政府被迫下臺。繼任的切爾諾梅爾金政府強調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作用，實行合理與適度強硬的財政政策，以穩定財政狀況，減緩通貨膨脹的壓力，試圖以漸進的方式推進經濟改革。但在西方以經濟援助為籌碼的強大壓力下，切爾諾梅爾金的政策根本無法徹底實施。就是在1998年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仍以俄聯邦政府實行嚴厲的貨幣、財政政策作為提供援助的前提。壹直到普京上臺後，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觀。由於俄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經濟危機又和其他矛盾交織在壹起，情況復雜，企圖用“快刀斬亂麻”的“休克療法”解決問題，必然帶來極大風險，加之壹些設想和方案未經充分論證，方法粗糙簡單，最終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
與俄羅斯的激進改革不同，中國的經濟轉軌基本上是采取循序漸進、由易到難的“漸進”方式，逐步推進。中國的改革先從農村開始。80年代初，農村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快速發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在農村市場化改革推動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
1984年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開始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主要特點是政府放松對價格及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和分配的管制。到90年代初，工業消費品、農產品和生產資料基本實現市場定價。在國企改革方面，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業實行利改稅；1985—1989年主要是試行和實行多種形式的兩權分離制，1987年十三大後，開始按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原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以“調放結合”的原則推進價格改革，並開始把生產要素納入市場體系建設，進壹步縮小了計劃管理的範圍。1990—1992年主要是堅持和完善承包制，積極試行企業放開經營、全員風險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稅分流和租賃制等；1992年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肯定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國有企業按“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原則進行了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改革。隨後進行了財稅、金融、外匯、投資等方面的改革，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宏觀管理體系，形成了以市場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1997年，十五大報告提出加快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健全宏觀調控體系，繼續發展各類市場，進壹步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增強，非國有經濟所占份額逐步擴大，多種所有制經濟***同發展的局面正在形成，國民經濟擺脫了短缺狀態轉入供求基本平衡。
三、經濟轉軌的績效比較
從轉軌的起始條件看，兩國無論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構架，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的單壹性，高度集中的經濟決策，僵硬的計劃調節手段，條塊化、行政化的經濟組織管理方式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義等各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壹致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轉軌之初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⑤] 蘇聯國民經濟基礎比中國雄厚，工業和科技發展水平遠在中國之上，這是俄轉軌的有利條件。
不可否認，俄羅斯經過10多年的經濟轉軌在制度建設上確實取得很大成效。俄羅斯在產權上基本形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多元的混合所有制產權結構；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基本形成。但就轉軌的實際績效而言，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可以說付出了沈重的代價。雖然中國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經濟穩步增長，市場經濟的框架也基本形成，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壹些深層次的問題將更加突出。
1． 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比較
自1992年全面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不僅沒有像當初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實現快速增長，反而陷入了更加嚴重的經濟危機之中，生產迅速滑坡，投資急劇下降。自轉軌以來，短短幾年，投資減少3/4，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近50%，超過了國內戰爭和衛國戰爭 30%的下降幅度（表1）。俄羅斯綜合國力明顯下降，包括軍工在內的整個工農業生能力和
表-1 1990-1996年俄國內生產總值和固定資本投資變動情況
年 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國內生產總值占上壹年的比重（%）
97.0
95.0
85.5
91.3
87.4
96.0
94.0
國內生產總值占1989年的比重（%）
97.0
92.2
78.8
71.9
62.8
60.3
56.7
固定資本投資占上壹年的比重（%）
100.1
84.5
60.3
88.4
75.7
86.8
82.0
固定資本投資占1989年的比重（%）
100.1
84.6
51.0
45.1
34.1
29.6
24.3
Источник :《Вопросы статистики》, Номер1, 1997г , с.46.
現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整個國民經濟倒退20年。1997年俄經濟稍有好轉（GDP同比增長0.4%，通脹率降到11%），很快被1998年的嚴重金融危機所打斷而再次跌入深淵：銀行大批倒閉，GDP再降4.6%，經濟壹片混亂。雖然自1999年以來俄羅斯經濟出現了持續復蘇的積極跡象，但由於制約經濟增長的結構性因素依然存在，當前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仍是危機後的恢復性增長，其增長的基礎並不牢固。俄羅斯目前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靠外部因素，內需的拉動作用仍然有限，而且不穩定。
據統計，轉軌以來的10年中，俄羅斯的GDP年均減少7.7%，工業產值減少9.3%。整個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GDP幾乎減少壹半。90年代末，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世界總產值中，俄羅斯聯邦的GDP僅約占1.6%，俄羅斯的國家開支占世界國家總開支的不足0.5%。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按GDP（購買力平價）排名，蘇聯占世界第三，俄羅斯聯邦占世界第七，那麽現在俄羅斯已降到第13或14位，而按國內人均產值計算，1997年俄羅斯僅占世界第104位。[⑥] 這樣，就GDP（購買力平價）而言，俄羅斯不僅遠遠落後於中國，甚至還落後於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國。轉軌以來，由於投資急劇萎縮，俄存在嚴重的經濟結構畸形，企業設備嚴重老化，勞動生產率低的狀況。近年來，大量出口導致能源和原材料工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的比重日益上升，而制造業由於產品競爭力低，國內市場狹小，使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升反降。2001年，能源原材料工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50%和出口總額的80%，以及投資總額的70%。由於投資不足，轉軌以來俄國民經濟的技術裝備基礎基本沒有改變，企業設備的老化率達70%，工業設備的平均使用期達16年，是世界標準的2倍多，造成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品缺乏競爭力。[⑦] 20世紀90年代，俄工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幅度達20% ，其中各具體工業部門下降幅度從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業的13%、15%到石油加工業的60%不等。而同期西方主要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則上升了18-36% 。俄加工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發達國家平均低80%至83%，比新興工業化國家低33%，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則更低。[⑧] 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是科技進步，新技術因素在發達國家的GDP增長中貢獻率甚至達到90% ，而在俄羅斯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可以說是微乎其微。俄羅斯只有5%的企業投資搞研發，俄在國際市場民用高科技產品領域只占1% ，而美、日則高達36%和30% 。[⑨]不僅如此，與中國改革以來大量外資流入相反，由於投資環境差，俄羅斯不僅外資很少進入，反而出現國內資金大量外逃現象。從激進改革開始到1999年，其流出額為1000-1500億美元，甚至更多。[⑩]
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著持續的快速增長，1978年至1998年的GDP年均增長率高達9.7%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雖然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增長速度有所減緩，但與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中國經濟增長依然保持了高速度，1998、1999、2000、2001、2002年增長率分別為7.8%、7.1%、8.0%、7.3%和8.0% 。[11]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經濟結構調整取得初步成效，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產業結構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那種“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的局面。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宏觀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關系，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89年的25:43:32，再變為2001年的15:51:34。同時，三次產業在全社會從業人員總量中所占的比重發生了巨大變化，自1994年起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第壹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由1978年占絕對優勢的70.5% 下降到1989年的60% ，再下降到2001年的壹半左右；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由1978年的12.2% 上升到1989年的18.3% ，再上升為2001年的27.7% ；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也有所上升。[12] 隨著經濟結構的逐步調整，特別是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使技術進步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不斷上升。
2．通貨膨脹與人民生活條件改善
短缺經濟的消除可以在長期內漸進進行，也可以在短期內通過對供求比例的突然改變實現。但後壹種發展方式要想永久消除短缺，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變革就必須預先達到壹個最低水平。[13] 俄羅斯就是在尚不具備以上最低要求的情況下推行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式改革，例如私有部門幾乎不存在，國有經濟仍受到過多保護，市場準入自由和競爭機制還沒有形成。這樣，短缺與通貨膨脹並存就不難理解了。
轉軌以來，俄羅斯惡性通貨膨脹的迅速發展是“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所導致的經濟嚴重危機最突出的表現。1992年1月放開物價後，俄羅斯的通貨膨脹急劇惡化，最高時達到4位數（見表2），近年來俄通貨膨脹率維持在兩位數。為抑制通貨膨脹，俄羅斯長期推
表-2 1991-1998年通貨膨脹率變動情況（與上年相比，%）
年 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通脹率
160
2509
839.9
215.1
131.4
21.8
11.0
84
資料來源：根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資料整理。
行過度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市場上貨幣短缺，生產性投資嚴重萎縮，生產急劇下降。隨著經濟的持續下滑，居民收入大幅度下降，生活狀況迅速惡化。嚴重通貨膨脹導致普通居民銀行儲蓄損失達50%，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不斷下降，恩格爾系數從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俄官方承認從1991到1996年，居民實際生活水平下降30%-40% 。[14] 據俄聯邦國家統計局《俄羅斯統計年鑒（1999）》資料，各類食品銷售指數以1990年為基期100，到1998年蛋類、水果、奶制品、魚類、肉類的銷售指數分別為40、58、77、80、86，而維持最低生存條件的面包和土豆的銷售指數卻提高到114和110。目前，俄羅斯全國仍有近3000萬居民的收入水平低於最低收入標準。
1977年以來，我國先後有過幾次通貨膨脹高峰。198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6%，1985年的通貨膨脹率為8.8%，1988—1989年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18.5%、17.8%，1993-1995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3.2%、21.7%和14.8% 。經過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整，1996、1997年的通貨膨脹率回落到6.1%和5.0% ，經濟順利實現“軟著陸”。隨著經濟增長，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明顯提高。以改革開始的1978年為基期指數100的話，1980、1985、1990、1995、2000年我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及恩格爾系數分別為127.0和0.569、160.4和0.533、198.1和0.542、290.3和0.499、383.7和0.392 ，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元）及恩格爾系數分別為139.0和0.618、268.9和0.578、311.2和0.588、383.7和0.586、483.5和0.491 。[15] 從上可以看出，從1978年到2000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提高了近4倍，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提高了近3倍。2000年，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首次降到了0.5以下，比1978年低了18.6個百分點，而城鎮居民家庭也首次降到了0.4以下，比1978年降低了18.3%，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有了較大提高。
3． 經濟轉軌的社會成本比較
改革是壹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轉折和變革，不能不付出代價，但俄羅斯的改革所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經濟急劇下降，導致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率上升，社會問題嚴重。據世界銀行《2000/2001年發展報告》統計，俄羅斯的基尼系數從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8年的0.49，超過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標準。截止1999年底，俄全國有1/3的人口，約5000萬人生活在官方公布的37美元/月的貧困線以下，失業人數達870萬。[16]俄羅斯收入最高的10%人口和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從1990年的8:1增加到1996年的13:1。經濟滑坡導致社會保障水平低，人民生活壓力增大，自殺和死亡率上升。俄羅斯的自殺率從1992年的10萬分之31，增長到1996年的10萬分之39.4。[17] 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如果每10萬人中有20個以上的自殺者，那麽這壹比率就相當高了。轉軌以來，俄羅斯人口平均壽命降低，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90年代俄羅斯人口死亡率居歐洲之最，死亡率超過出生率2倍，人口壹直處於負增長狀態。俄羅斯的人均壽命也由蘇聯時期的70歲，降到2000年的65歲，其中男性只有不到60歲。[18] 在90年代前5年俄羅斯死亡人數的統計表明，年齡在20-49歲的男性占了絕大多數，男性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已不到47%，而且還有進壹步縮小的趨勢。男性人口高死亡率與失業、收入減少、生活壓力大、酗酒等有關。
另外，激進改革迅速打破原有經濟體制和秩序，而新的體制和機制又不可能迅速建立起來，經濟活動的無序和失衡使貪汙腐敗現象嚴重，“尋租”活動猖獗。再加之政治鬥爭激烈，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群眾普遍不滿和怨憤，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們精神道德的失落，從而導致濫用毒品、暴力、犯罪等各種消極社會現象的出現。
中國由於采取漸進的方式，穩步推進改革，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盡管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的貧富懸殊、失業、腐敗等社會問題也愈加突出，但由於經濟的較快增長使絕大多數人在改革開放中看到國力的強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家通過逐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等措施使社會問題正逐步得到解決，總體上社會能夠基本保持穩定。
四、未來發展所面臨的挑戰
綜觀俄羅斯的經濟轉軌，在國內外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導致經濟大幅滑坡，通貨膨脹惡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俄羅斯是具有悠久歷史和光榮傳統的偉大民族，俄羅斯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和科技潛力，以及極為豐富自然資源優勢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逐步完善，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只是時間的問題。新世紀初以來，俄羅斯經濟的持續復蘇使人們看到了俄經濟發展的壹縷曙光。[19]同時，中國在總體成功的改革中也隱含著很多困難和危機。雖然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明顯的快速增長，但是中國經濟的總體發展水平還很低。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改變，地區差距擴大的趨勢還沒有扭轉，貧困人口還為數不少，貧富差距還在繼續擴大。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困人口，據測算總數大約有1.5至2.1億人。[20] 中國社會大量貧困人口的存在，無疑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同時也對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形成了巨大的威脅。有中國學者測算目前我國的城市和農村兩個基尼系數加權平均後在0.32—0.35之間。[21] 但世界銀行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標準，說明我國貧富差距現象已經非常嚴重。雖然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可以使這壹標準相對放寬，但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嚴重社會現實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失業現象日趨嚴重，人口總量還在繼續增加，而且老齡人口比重日趨上升，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這壹切都使我國經濟的進壹步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官方公布的登記失業率為7%—8%，但隱性失業率要遠遠高於這壹數字。此外，由於過分強調經濟利益，中國的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明顯。而且進壹步經濟改革中，深化產權改革、結構調整、“三農”問題將日益突出。這些都是我國進壹步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急需解決的棘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