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鍵 詞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基本理論/哲學思考
20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高等教育所經歷的“艱難時期”、學術界大為不滿的“冬季”。從表面上看，由於美國國內種族和人權運動、侵越戰爭、經濟衰退、校園學生運動的接連爆發，使得人們開始對高等教育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出現了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機”。而實質上，60～70年代是美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型向普及型階段的轉變時期（可稱之為轉變時期，或規模擴張時期），由於學生數量上的變化必然引起高等教育質的變化，新型的高等教育必然對原先意義上高等教育的理念帶來沖擊，諸如高等教育的界定、高等教育為誰服務、高等教育培養目標、高等教育的教學、科研、社會服務等等問題，迫切需要對這些基本理論問題作壹次痛苦的重新評估，在哲學層次上澄清認識。
《高等教育哲學》正是適應這樣的要求而產生的。該書以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為背景，深刻地分析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過程中的基本理論問題，平衡問題的兩個方面。由於作者抓住了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最為根本性的問題，且從哲學層次上來思考，因而它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包括中國高等教育今天正在經歷或將要經歷這場變化的實際仍有著理論指導意義。本文擬對布魯貝克的哲學思考進行述評。
壹、如何處理高校與社會（政府）的關系
這是高等教育由社會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後，高等教育首先面臨的問題。正如馬丁?特羅在《從精英向大眾高等教育轉變中的問題》中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系統越龐大，與政府的關系就越重要，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中情況就是如此。它們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幾乎是高等教育唯壹的資金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問題成為主要的政治問題。”[1]由於學術自治與學術自由各有其針對性，因此作者分而述之。
學術自治即學者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教師廣泛控制學術活動，這種認識論的高等教育哲學在精英主義教育階段、在高等教育處於“象牙塔”中時是最自然不過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高等教育日益卷入社會事務中後，學術自治就越有必要用政治觀點來看待了。就象戰爭意義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給將軍們決定壹樣，由於高等教育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因此，高等教育中的許多以往完全由教授們決定的事現在不能完全留給他們決定了，政府機構和國家更多地參與學術管理。“權力中心從大學內部轉移到大學外部，從學術界轉到公***領域”[2]，隨著高等教育轉到社會中心，大學“從歷史上的特權和豁免權地位轉移到承擔義務和責任的地位。”[3]
在高等教育內部學術管理問題上，由於高等教育的管理機構必須由專家和校院外人士兩方面組成，那麽誰擁有最後決定權呢？壹派觀點認為由外行掌握著財經大權的董事會決定，但是，盡管傳統的自治受到各種侵犯，但學者團體仍然力求獲得所屬真正專業團體的自治權。如此看來，大學是處在統治階級的控制與學者們永無止境追求真理之間徘徊。
學術自由無論從認識論的、政治論的、道德論的觀點看，都有其合理性的基礎，學術自由是通向真理的最恰當途徑。但是，在高等教育的擴張過程中，政府對學術不僅提供必要的經濟補助，而且還對研究加以幹涉，“今日的學院和大學已陷入了錯綜復雜的社會力量的網絡之中，常常卷入人的價值。”[4]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維持學術自由呢？學院和大學對有爭議的問題是否應該采取中立態度而放棄自由？布魯貝克認為，學術自由應當是有限度的，“沒有限制的學術自由會成為災難”。但不可否認，大學是社會變革的主要動因，因此，作者認為，在社會與高等教育關系日益密切的情況下，“學術自由既要對社會進行譴責而與此同時又要對社會負責”[5]，那麽如何處理這種自相矛盾的狀況呢？解決的方式有：(1)劃清言論和行動的界線；(2)把運用學術自由進行教育改革同進行社會改革區別開來；(3)對學術中立棄之不顧，讓學說進行充分的辯論。
二、高等教育為誰服務
在高等教育成為現代生活中的壹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前，它的服務對象壹般只限於少數學術精英。這時高等教育是壹種特權。但當20世紀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後，情況發生了轉變。由於高等教育在分配職業階梯上的等級和社會結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認識到接受高等教育是壹種責任，接受高等教育從少數人的特權轉為社會讓每個適齡青年公民的壹項權利，人人都應享有高等教育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證高等教育的質量，維持高深學問的水準呢？同時，由於資源的有限性，“即使最富裕的國家也不可能提供普及高等教育所需的經費”[6]，因此，如何保證質量及實現教育機會均等是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之後所出現的兩個重要問題。作者在“少數人對多數人”、“高等教育：權利還是特權”、“英才主義與平等主義”、“兩種水平的高等教育”標題下探討了問題的歷史淵源、理清各種觀點的來龍去脈及哲學思考，最後認為，解決質量與高等教育機會問題的最好辦法是設立兩種水平的高等教育，應創辦初級學院之類的新型機構，因為它既可以為四年制學生提供學術性學院頭兩年的課程，還可以提供咨詢服務和補償性、職業性的訓練，並向青年和成年人開放繼續教育。作者指出在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以後，高等教育與中學後教育之間的差別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性質上的。因此，不應該因壹些新型大學的學術水平低就輕視它們，美國高等教育的特征是多樣化的，必須具有某種靈活性以適應這種轉變的需要。
三、高等教育應確立什麽培養目標
該書第五章“普通教育與專業教育”實質上探討的是高等教育規模擴大之後的培養目標問題，其焦點是進行普通教育還是進行專業教育。
作者從普通教育的古典先驅——自由教育的由來談起，即自由教育是指對與奴隸、工匠相對的“自由人”的教育，指出自由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壹個階段最少數人的特權，自由教育的本身是發展理智，目標是獲得傑出的理智，而這種理智是通過研究事物來培養的，因此，理論教育是自由教育的核心，同時，自由教育的結果趨向於建立壹種普通的哲學思想體系。因此，“只要高等教育在社會事業計劃中只具有邊緣的重要性，社會根基的崩潰便相對緩慢。學院仍然只是壹個與世隔絕的機構，自由教育就仍然易被認為是某種本身具有價值的東西”[7]。但是，隨著高等教育開始向社會中心移動，開始通過積極參與廣泛的社會活動來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同樣，自由教育不得不通過使自己的學科教材與當前的事物相聯系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因此自由教育開始考慮其適切性，其後果有兩個：
壹是走向自由教育的反面，即職業教育，在精英主義教育階段，職業教育是被低貶的，從亞裏斯多德開始，職業教育就被認為是狹窄的、專門化的教育，牛曼也提出過同樣的觀點。而在作者看來，在20世紀繼續堅持古老的文化二元論是錯誤的，工作與閑暇同樣重要，因而，自由教育與職業教育不應該完全割裂開來。
二是考慮適切性的後果則是賦予了自由教育以新的含義，即為了實現自由教育的現代目標必須再次轉向整個人的教育，全面的個人的教育——普通教育。但是，在知識爆炸的現代社會，要培養百科全書式的全才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今天人們重視使壹個人的高等教育達到某種程度的統壹，獲得某種統壹的世界觀，甚至更為重視高等教育專門化，但是這種專門教育仍然被某些人看作是自由或普通教育的壹種轉移。另壹些人則為了“確保對自由教育進行重新思考所需的靈活性，把‘自由教育’這壹古老的稱呼還給傳統主義者，同時打出了‘普通教育’的旗號”[8]。總之，“當學生來自人數有限的有閑階級時，古典的自由教育是令人滿意的。但在今天，當絕大多數人都參加工作，高等教育如果排斥某些為謀生所需的專門訓練的話，就會導致出現某種不適應。”[9]因此，作者認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必須攜手並進。也即，教育應使人學會“做人”（普通教育）也學會“做事”（專業教育）。
四、與高等學校三個基本職能有關的問題
作者用三章的篇幅探討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過程中與高等學校的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有關的問題。“高等教育學”這壹章主要討論的是高等教育的教學法，諸如教學類型、課程的選擇、課程的結構、課程的組織、學習動機、評分制度等，且把這些問題放在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移向社會中心這壹轉變中，大量新生被吸引去從事各種需要不同的專門知識的職業這壹趨勢下來探討的，新的實用性課程的普及向傳統的課程提出了挑戰、學業評價的多樣化標準也必須擬定出來，以適應學生和職業多樣化的變化。
“治學的道德”這壹章主要探討學者們進行學術研究時所涉及到的道德問題。由於高等教育走出了“象牙塔”，與社會關系日益密切，學者們的教學和科研必定受到外界的幹擾，如他們可以通過為政府和工業界的咨詢工作增加收入時，就出現了道德沖突。在這情況下，學者們要有獻身於自己本學科的精神，明確自己所承擔著的對本學科的發展重要責任。
在“作為教會的大學”這壹章中，作者並非探討宗教問題，而是探討在高等教育從社會活動的邊緣的“象牙塔”中移到了社會活動的中心這壹方向的轉移，它便越來越世俗化了，而且正日益從教會的統治中解脫出來。事實上，通過對教會教義的新的監督，高等教育已不只是擺脫教會的統治，而是開始侵犯它從前的保護人創辦人的領地。在這種形勢下，青年學生到何處去尋找他們自己提出的諸如關於宇宙社會關系正確與否等難題的答案呢？作者認為由於大學是建立在關於善與惡以及如何區分善與惡、關於真理以及如何區分真理與謬誤的認識之上，因此，個人或社會行為的成功必須求助於大學。大學雖然不是教會，但大學卻繼承保留了許多教會的職責。大學應該是壹座人類精神的聖殿。大學通過吸收和運用知識來拯救人類的心靈，因此，從長遠看，將來學生們壹定會象原來走進教堂去尋求人生問題的答案那樣，去大學學習生物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等學問。即“大學應該成為世俗的教會，那裏的壹切活動都適合於學生的個人成長。”[10]
五、幾點評論
1.布魯貝克《高等教育哲學》的寫就是與其壹生從事高等教育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生活經歷和其所處的生活時代分不開的。1977年版的《高等教育哲學》是在他此前三部主要的高等教育理論著作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是他壹生心血的結晶。在壹版序言中他說，“把此書作為自己壹生學術興趣的頂點而奉獻給讀者”。同時，作者從事高等教育理論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這段時期正是美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階段向普及型高等教育階段的轉變時期，由於親歷美國高等教育這壹轉變過程，布魯貝克對高等教育的把握和理解也就更為深刻，我們不難從《高等教育哲學》壹書的字裏行間中感受到這壹點。
2.如果說19世紀牛曼在其《大學的理想》中描繪了壹幅“理想”中的遠離社會的大學圖景，那麽，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則是對高等教育從社會邊緣走向社會中心這壹變動過程中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基本理論問題的哲學思考。無疑，牛曼所描繪的圖景是靜態的、明確的：大學應為教學而設、為傳播知識而設；大學應進行自由教育，為學生提供完整的知識的教育，而不是狹隘的專門化教育；學生也應當是那種能主動、積極地學習，而不是被動地汲取知識的人。顯然，牛曼在《大學的理想》中所主張的大學教育觀是壹種古典的教育觀，壹種代表經典自由教育哲學的大學教育觀，精英高等教育階段的大學“單功能論”的教育觀。然而，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給我們提供的則是高等教育從精英型轉向大眾型以及從大眾型轉向普及型這壹動態過程中高等教育基本理論問題的哲學思考——他並未給定某個答案，而是對於在這壹轉變過程中觸及高等教育本質的價值觀念的沖突，“通過更為根本性的理論思考來澄清問題，平衡問題的兩個方面。”[11]
3.布魯貝克的《高等教育哲學》以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為背景，探討了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之後所面臨的基本理論問題。它的啟示意義是深遠的，由於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如美國在校大學生占青年人口比例1940年達到15%左右，1970年達56.1%，完成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按照我國教育發展規劃，到2010年入學率將達到15%以上，也即在2010年我國高等教育將邁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也必將面臨新的問題，《高等教育哲學》無疑給我們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思路指南。因此，《高等教育哲學》不僅是壹部學術理論著作，而且對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或將要面臨的問題具有方法論上的借鑒與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