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新文化運動後期；社會主義；論戰
中圖分類號：D0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2）08/09-0026-04
作者簡介：?許益新（1989- ），男，江蘇南京人，南京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 黨史 。
在新文化運動後期，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並日益成為主導。在此期間，反馬克思主義勢力先後對馬克思主義發動了三次進攻，由此便爆發了李大釗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陳獨秀、李達等人和梁啟超、張東蓀的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和陳獨秀、李達同區聲白、黃淩霜關於無政府主義的論戰。經過這三次論戰，劃清了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偽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界限，從而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並為中國***產黨的成立做好了初步理論準備。本文將重點介紹在此期間的第二次論戰，即關於社會主義的論戰。
壹、雙方論戰的幾個焦點
1.社會主義運動之目標是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梁啟超將歐美等國發生社會主義運動的原因解釋為“使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1］。在他看來，歐美工人參加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只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經濟待遇，而非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以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這種解釋將社會主義運動給庸俗化了。與此針鋒相對的是，李達指出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就在於把資本主義這個“以自由競爭及私有財產為根本的社會組織永遠除去”，從而“實行將壹切生產機關歸為公有，***同生產***同消費”［2］62。陳獨秀則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的根本動機就是“在生產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產過剩，在分配方面廢除了剩余價值”［3］87。社會主義運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論戰雙方的根本分歧所在。
2.關於中國階級狀況的爭論
盡管雙方都認為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是勞動階級，但各自對勞動階級的劃分標準是不壹樣的。梁啟超認為，唯獨有職業的人才可稱為勞動階級，而無職業的人則屬於遊民之列。因為“全國人民什中八九欲求壹職業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1］，所以他得出了在中國幾乎沒有勞動階級的結論。而在李達看來，無業遊民是失業的勞動者。他指出，在中國“是國際資本階級和中國勞動階級的對峙。不能說沒有勞動階級，只不過沒有組織罷了”［2］66-67。接著，梁啟超給出了怎樣才能產生勞動階級這個社會主義運動主體的方法，指出“勞動階級之發生，恒必與資本階級相緣”［1］。也就是說，要等到先出現資產階級後才能出現勞動階級。張東蓀也認為，應該“造成壹個紳商階級同時造成壹個勞動階級”［4］。對此，李達指出，照梁啟超等人的說法，中國若無勞動階級，那自然就應沒有資本階級，即中國可以算為壹個無階級的國家了。他反問道：“社會主義運動就是要實現消除資產階級的國家，中國既無階級，又何須制造階級？”［2］67他還指出，說中國沒有階級區別的人是“不懂社會主義的”［2］47。梁、張等人不承認中國有階級區別，是為了對各階級間本來就存在著的矛盾進行歪曲。在張東蓀看來，工人受苦“直接受自資本家的很少，而通統是受自工頭的”，除此之外，工頭還要為工人的道德水平墮落負責，所以“不能十二分苛責資本家”。他還認為，對於農民來說，他們的痛苦和廢不廢除地主沒有關系，要怪只能怪“天災兵禍”［4］；農民因為沒有文化，所以無法應對天災，而兵禍對農業的破壞比大工業所造成的自然經濟解體要大的多。這就在相當程度上為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入侵洗脫了嫌疑。對此，李達提出了質疑，他指出，佃戶和地主間的階級對立，是自古就有的。“田主每日毫不勞力，專門掠取佃戶勞力所得的結果，度最奢侈的生活。佃戶無論如何含辛茹苦的勞動，他們的命運總是鑄定的”［2］47。陳獨秀也反問道：“若說中國貧困是壹般的物力缺乏，非僅由資本家壓?榨……既然是壹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與都會少數人過的‘人的生活’並且是‘奢華的生活’，是從哪裏來的？當真他們的命運比多數得不著人的生活的好些嗎？”［5］208-209蔡和森根據他在法國留學時的切身體會，論述了中國人民生活極度貧困的原因，那就是“因為交通發達的結果，資本主義如水銀潑地，無孔不入，故東方久已隸屬於西方，農業國久已隸屬於工業國，野蠻國久已隸屬於文明國，而為其經濟的或政治的殖民地。西方工業國文明國的資本帝國主義常常可以掠奪壹殖民地或勢力地帶以和緩他本國‘剩余生產’‘剩余勞動’的兩種恐慌”［6］。梁、張等人通過無限放大中國勞動階級的自身缺點來論證代表勞動階級的政黨和真正勞動者的國家都不可能出現。他們斷言，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社會革命不是真正的勞農革命（即***產主義革命），而是“在已過的許多內亂上再添壹個內亂罷了”。壹句話，中國的勞動階級沒有資格“用狄克推多制貫徹勞農主義”［4］。李達對此提出了反駁，他指出：“有人說中國勞農程度低不配專政，我要問中國勞農底智識人格比徐世昌梁啟超還低幾何？”［2］774並指出：“壹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產交換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發明出來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產生出來。”［2］47
3.中國應不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
這是本次論戰的直接導火索，同時也是核心。雙方對中國應該走哪條道路來發展自己的觀點可謂涇渭分明。梁啟超、張東蓀等人從實用主義、庸俗生產力論的角度出發，雖然表面上贊同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前提是通過先走完資本主義道路來為發展社會主義準備條件。而陳獨秀和李達則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高度，論證了發展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條件並不壹定在性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在梁啟超看來，要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前提是“有許多現成之生產機關”，但在中國，“生產事業壹無所有”。他雖然也承認，走資本主義道路勞資糾紛會引發社會矛盾激化，卻又說這固然“極可厭憎”，但又“極可歡迎”，因為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是能夠抵禦列強的經濟入侵的。張東蓀更是認為，中國有四種病，即“無知病”、“貧乏病”、“兵匪病”、“外力病”。要解決這些問題，只能依靠資本家發展資本主義式的實業制度。在他看來，“中國的實業，不論中國自己開發與否，外國總是要求大開發而特開發的”，開發中國的障礙是軍閥，列強會幫助中國的實業家即資本家去掃除這個障礙的。實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解決就業的問題，也就能夠收到“增加生產力救不得食不得衣的人”的效果，在此情況之下，“才有講教育的余地”［4］。這樣壹來，他所講的中國的那四種病壹下子就解決了三種，至於怎麽解決“外力病”即帝國主義列強的經濟政治文化入侵，他只字未提。這充分暴露了他不敢反對帝國主義的立場，所以，也就不難理解他之所以希望由帝國主義列強來“***管”中國對抗“赤化”了。他聲稱：“若沒有***管壹層，紳商階級是不會勃興的。”［7］總之，發展實業的方式只能是資本主義式的，而且離開了資本家，實業就發展不起來。他還說，立刻在中國搞社會主義，是違背“馬克思之經濟進化論”的，“似乎太越階了”，而“資本主義的企業的發達終是利在目前而害在將來”［4］。對於上述觀點，陳獨秀、李達壹壹進行了批駁。陳獨秀認為，發展實業固然是對的，開發實業需要資本、需要資本集中也是對的，“但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主義不可，集中資本非資本家不可，我們便未免發笑”［5］209。資本和資本家不是壹回事，所以開發實業不壹定非要牽涉到資本家和資本主義。而且，就算中國搞了資本主義，中國資本家開辦的企業也根本不是外國資本家開辦企業的競爭對手，等待他們的只會是經營破產的悲慘命運。因為“按諸產業競爭的原理，手工業遇著機器工業必然要失敗的，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遇著大規模的也是要失敗的……那時革中國資本家命的，不是可憐的中國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國的穆藕初、虞洽卿們”。他還指出，中國的資本家不是在直接地就是在間接地充當外國資本家的買辦，他們是為外國資本家掠奪中國服務的。所以，“只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制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壹兩世紀也沒有希望”［5］212。至於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開發實業能夠改善民生，陳獨秀則認為這無疑是顛倒黑白、引鴆止渴。他建議張東蓀去上海閘北的貧民窟考察壹下，親身體會那裏的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非人的生活”，這絕對可以得到比內地旅行更好的教訓。他指出，造成張東蓀認為的中國大多數人未得著人的生活的恰恰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制下必然的狀況”。照這樣發展下去，“造成壹班中國資本家，也不過使中國人中之少數人免了貧乏，多數人仍然是壹般的貧乏”［5］209。李大釗則認為，以中國社會經濟貧困、生產落後為理由就認為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條件的看法是不科學的，“要問中國今日是否已具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須先問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實現社會主義的傾向經濟條件，因為中國的經濟情形，實不能超出於世界經濟勢力之外”［8］。李達則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為例，指出俄國的工業沒有英美等國發達，工會組織也沒有英美等國健全，但卻在英美之前幹成了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他呼籲“在中國運動社會革命的人，不必專受理論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實行上去做”［2］56。這裏所指的理論的約束，無疑是針對梁、張等人的庸俗生產力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