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至1941年1月，陜甘寧邊區的經濟形勢是：壹方面，中國***產黨采取了“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的經濟政策，使陜甘寧邊區經濟得到了壹定的發展；另壹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在制造反***摩擦、對邊區進行軍事封鎖的同時，還對其進行經濟封鎖。至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使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
財政依賴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陜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陜甘寧邊區財政，除取之於敵（即在戰爭中奪取敵人的輜重、糧秣和資財，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以充實抗戰經費）外，主要是依靠國民政府撥款以及外援與捐獻。
外援有兩部分，壹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壹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
1937年國***合作實現後，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60萬元（法幣）左右的軍餉，當時法幣的價值較高，1元可兌銀元1元。另有海外華僑及各方進步人士捐款給八路軍，這兩項就占邊區1937年至1940年財政收入的70%左右。
國民黨政府對八路軍的發餉數目，是根據協議對八路軍三個師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其中生活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5萬元，醫療補助費1萬元，米津貼補助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等，至完全停發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減。軍餉的領取，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軍需局領取。
國民黨對八路軍發餉，壹般情況下尚能遵守協議發放軍餉。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時，國民黨就對八路軍停發軍餉。事件平息後，經中***方面據理力爭，八路軍在1940年4月份又領到拖欠了半年的軍餉。
從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陜甘寧邊區收到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計16405340元（法幣），（張揚：《陜甘寧邊區是怎樣“休養民力”的》，載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編：《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平均每年在400萬元法幣左右。
陜甘寧邊區，1938年11—12月，香港匯款50萬元法幣，孫夫人宋慶齡匯款6萬元法幣，重慶轉來匯款8萬元法幣，西安1939年1—2月匯款59.0948萬元法幣，其他匯款7萬元法幣，5個月之間，捐款達到130萬元法幣。（賈康、趙雲旗《論抗日戰爭初期的財政政策與方針》，載《預算管理與會計》2005年第8期。）從1937年至1940年，陜甘寧邊區***收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捐款法幣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占當年邊區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占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年，755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余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這幾項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資料。1939年稅收65.8萬余元；沒收款9.5萬余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余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的9.17%。1940年稅收196.4萬余元，企業盈余42.7萬余元；公產收入0.5萬元，寒衣代金42.7萬余元，罰款28.5萬余元；雜項29.2萬余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陜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余，如1938年余10.3萬元，1939年余8.4萬元。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萬余元。
1941年前後發生財政經濟困難的原因
（1）1938年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對邊區封鎖較松懈，邊區內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武漢失守後，伴隨軍事摩擦、軍事蠶食和封鎖，經濟封鎖也加緊了，邊區與國統區貨物流通幾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藥、鐵等都禁運邊區，邊區的土產如皮毛、甘草、毛織品都以各種辦法阻止運出，比如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等。
1940年9月，國民黨又曾壹度停發八路軍的軍餉。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徹底停發，同時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鎖而停止匯兌了。
（2）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陜甘寧邊區，1937年脫產人員僅有14，000余人，1938年為16，000余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為61，144余人，到1941年則高達73，117人，占到邊區總人口的5.37%。隨之而來的是，老百姓公糧負擔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負擔1升；1938年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負擔1鬥5升。（《陜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頁。）這樣，人民群眾自然會有不滿情緒，1941年6月發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軼聞的發生便是個證明。
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就糧食壹項來說，除征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占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余元，占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個百分點。
（3）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國際形勢變化，多次組織會戰失利，各黨派、階層自發抗日力量日益壯大之時，國民黨必然會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限制，乃至扼殺。
盡管陜甘寧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經濟外援並不可靠，但是當時黨內的壹部分人，包括高級領導人在內，重軍事而輕經濟，都有依賴外援的思想，沒有切實做好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
毛澤東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沈了。”
（4）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困乏。薄弱的工商業經濟無力給邊區政府增加更多的財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