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高增長的重要來源是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和出口。然而，這些領域的需求高峰已經過去，它們對中國經濟存量的穩定仍然非常重要，但它們對增量的影響不大。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新舊動能轉換、激發新增長動能至關重要。
實際上，所謂新舊動能轉換，就是要根據新的訴求來構建新的內容，比如圍繞城鎮化、都市圈、網絡社會、健康中國等構建“新基建”。其含義不再是鐵路、公路等傳統基礎設施，而是5G網絡、衛星定位系統、區塊鏈金融、物聯網、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城際高鐵和輕軌、公共衛生和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基礎。這些新基建項目是圍繞新時代人們生產生活需求的基礎性工程，也是國家背景下需要大規模投資的項目。它將惠及每壹個人，在更高的平臺、更堅實的保障、更有效的機制上實現個體成長、創新和新舊動能轉換。
評價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指標發生了哪些變化？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需要壹個新的目標體系，它包括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防止中等收入陷阱）、防控金融風險、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轉型、企業盈利能力、居民收入增長以及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性。
發展的本質是惠及更多收入群體，謀求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它是讓每個人依靠自己的勞動、學習和進步，不斷實現自我能力的增長和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所有人整體素質的不斷提高。
更註重素質的發展，包括整體素質和平均素質，但實際上，它是由每個人的素質組成的。隨著中國經濟40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社會日益多元化和階層化，財富迅速積累到少數有資本的人手中。中等收入階層遇到了增長瓶頸，而大量中低收入階層還有待躍上新臺階——城鎮化轉型和人力資本升級。未來壹段時期，就業質量遠比就業數量重要，穩定就業需要日益完善、公平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撐。有了高質量的就業，才有收入增長、消費升級和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根本轉變。因此，面對2020年和“十四五”時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資本或外貿，而是我們每個中國人如何實現自我發展質量的新飛躍。政府需要以此為中心，提供高質量的社會保障制度、法治環境、市場機制和新發展理念。
如果社會保障做得不到位，就會嚴重拖慢經濟發展。例如，新型冠狀病毒的大規模流行給中國的衛生系統發出了嚴重警告。那麽，在新的發展時期，人民的健康安全和人民的生活質量是否應該放在首位遠比我們賺多少錢更重要。在物質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後，人們的幸福指數開始轉向健康訴求、精神文化需求。這些內容是否也應該納入核心指標體系？
中國經濟增長的新邏輯是什麽？新的機會在哪裏？
當前和今後壹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支柱是內需，內需的最大空間是新型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將帶來人口結構的重新組合、資源結構的重新配置和新效率、新動能的釋放。
其基本邏輯是:加快城鎮化特別是都市圈建設，吸引更多中低收入者到大城市定居就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防範金融風險，基於勞動收入增加和促進消費升級釋放更多需求潛力，以消費升級推動產業升級、供應鏈升級、工業制造體系升級和科研開發體系升級，特別是以商業模式創新推動技術應用創新，以技術應用創新推動基礎科研創新，實現機制轉換、效率提升和效益提升。
過去壹年，中國在城市建設和戶籍放開方面的改革大刀闊斧，許多二、三、四線城市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從搶人口到搶人才，從吸引人才到吸引新的企業和產業，可以想象，未來的競爭將是城市之間的競爭，競爭的關鍵要素將是發展環境、發展機遇、產業基礎和產業結構。著眼於城市競爭，我們應該有更廣闊的視野——吸引外資，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企業在中國投資、建廠、研發市場是我們融入全球競爭的新模式——此時，主要取決於城市經營者的勇氣、能力、決心和水平。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城市是壹個由大規模和多樣化物種組成的綜合生命體，它有自己的生長和發展規律。政府不能在其中進行主觀臆斷和過度的行政幹預和幹涉。壹個城市需要高科技人才、企業和產業，但也需要配套的生產生活服務和人才。它需要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環節和不同的收入群體來形成壹個有機的增長生態系統，它可以按照市場規律和科學規律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