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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辛蔡京

時代在呼喚青年人堅決履行新的歷史使命。大學生是壹些有更多機會接受現代科技教育的年輕人,是“科教興國”戰略的受益者。他們在受益的同時,也要成為“科教興國”的實踐者和完成者,義不容辭地肩負起振興祖國科技事業、迎接新技術革命挑戰的重擔,成為祖國復興的中堅力量。我們中國錯過了第壹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在以計算機為標誌的信息革命浪潮中,我們也吃了大虧。比如很多行業我們只能做信息產業下遊的產品,沒有自己的平臺和品牌,外國人占了便宜。在1998期間,當我國人民與災難性的洪水作鬥爭時,日本人派出醫療隊向洪水災區提供藥品“紅十字”服務。事後我才知道,在抽血的過程中,日本人帶走了至關重要的壹部分血樣。回國後,他們分離純化了許多我們民族特有的珍貴基因,並利用這些有益基因制造了特殊藥物,獲得了巨額利潤,並專門申請了國際專利。這難道不是我們國人科技意識不足的結果嗎?這麽多漏洞應該由誰來補償?責任壹步步落在了我們年輕壹代的身上。如果中國想要發展,就必須對外開放。與外國人打交道時,妳必須學會競爭,並努力在競爭中取勝。

現在的大學生如何成才?近年來,在中國的壹些大學甚至許多行業和部門,參加托福和GRE考試幾乎已經成為壹種社會時尚和許多年輕人的最高目標。畢竟有些人的學習目的無非就是出國。出國拓寬知識面並不是壹件壞事。然而,許多人“壹去不復返”,寧願在西方國家低人壹等,也不願回到中國工作。據國內統計,上世紀80年代代表中國參加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6名選手中,有1人仍在上海,1人下落不明,另外4人都在美國。最初,微軟想在北京建立微軟(中國)研究院,並立刻高薪招聘了十多名中國該領域的頂尖科學家。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培養人才,最終往往只能“為他人做嫁衣”。國家如何在如此惡性循環中快速發展?

要解決上述問題,必須大力培養政治、業務全面發展的人才。在知識經濟時代,人才的衡量標準不僅取決於其智力因素,即其知識水平,而且取決於德育的各種表現形式。“德”的標準非常廣泛和實用。然而,壹個真正被視為人才的人至少是壹個合格的公民,他必須遵守國家法律和履行基本的社會道德。壹個人道德品質不好,與社會格格不入。無論他的智商有多高,都很難為社會做出貢獻。不要忘記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負責焚化爐的壹群希特勒追隨者中,有壹些傑出的科學家,他們有著耀眼的醫學博士頭銜。宋代司馬光在總結前人人生經驗的基礎上,特別強調了“德足以尊主,智足以保民”的人才判斷標準。據報道,幾年前,北京四中有壹位學生會主席,學習成績好,工作能力強。高三復習期間,壹家大型跨國公司派人聯系他,提供他免費到美國波士頓壹所大學學習的機會,條件是他畢業後要為公司服務。雖然同意這個條件意味著他可以直接在美國接受良好的教育而不用參加那些年殘酷的高考,這也意味著他可以為他貧窮的家庭節省很多錢,他未來的職業生涯可能會壹帆風順,但他最終拒絕了這個邀請。這名學生不僅在高考中被名牌大學錄取,而且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可以說,他很好地實現了國家需要和個人發展的統壹,成為當代大學生的光輝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