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輿論壹直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的爭論，這直接影響著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認識。
本文從分析特裏?伊格爾頓對馬克思主義評價的“歷史單調輪回”和“經濟的幽靈”的論據出發，探究了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在古典經濟學上的分歧，歷述了恩格斯、葛蘭西、盧卡奇等人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揭示了“經濟”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本來面目，特別是提出要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下的經濟和剩余價值學說下的經濟進行二分理解，從而厘清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的決定因素，擺脫經濟決定論的桎梏和消極影響。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歷史唯物主義；特裏?伊格爾頓
中圖分類號：B0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6?0010?06
英國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代表人物特裏?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麽是對的》壹書中，談到西方社會普遍存在將馬克思主義看作是經濟決定論的壹種表現形式的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試圖建立起唯經濟主義的單壹歷史觀。
他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入手，對經濟決定論進行有力的駁斥與抨擊。
他的論據是什麽，是否觸摸到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內核，是否將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深挖到了極致，是否還有其他忽略的地方？這些問題都亟待學界的深入思考。
壹、特裏?伊格爾頓為馬克思主義的
辯護
決定論從哲學層面上具有兩大涵義。
首先是結構上的從屬關系，即“歸屬什麽範圍之內”，第二是發展軸上的緣起關系，即“什麽是某事物存在或發展的根本原因”，且壹般意義上由後者表現出來，由此在講述“經濟決定論”時，並不能簡單地從“世間萬物都可以歸屬於經濟範疇之內”（伊格爾頓語）等觀點切入，不能將經濟看作是某種歷史的鏡像或者投影，而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壹詞進行的匡正，應從“經濟是歷史的本源內核”等角度開始研究。
盡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存在著“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等內質性思辨，但是並不意味著馬克
思就通過省時省力的手段將歷史強行塞入經濟的頭套之中，也絕非表示經濟是可完全脫離人而決定社會的結構、性質以及社會形態的更替。
特裏?伊格爾頓在反思當前西方反馬克思主義觀點（如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單壹歷史觀等）時，是圍繞三大問題展開的：即物質生產與文明的關系，歷史的單調輪回與經濟抽象概念的強調。
[1]（110?130）總體闡述他的思想，乃是在肯定經濟所具備毋庸置疑的主導作用基礎上，從狹隘的經濟概念中生發出超越經濟、實現自由王國的條件。
第壹點上，伊格爾頓借用馬克思“第壹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人們從幾千年前直到今天單是為了維持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從事的歷史活動，是壹切歷史的基本條件”[2]（531）的觀點，文明並不是建立在虛無飄渺的人類臆想上的，必有其物質和行為的承載對象，人類社會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基礎上的社會，並不是憑空捏造的空中樓閣，而是依靠貫穿歷史始終的物質生產勞動實踐而發源的，並且生產的性質終將決定文明的性質，這壹觀點在馬克思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602）中得到印證，表明生產力的水平、性質、狀況及發展要求都對社會歷史變遷起著頗為關鍵的影響，至少可以說經濟層面的決定作用在多元狀態中是占主導性的。
但是這種決定性到底在程度上表現如何，這就需要到第二點
上進行說明，即經濟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始終是否有過中斷。
在特裏?伊格爾頓看來，歷史盡管在外在形態上表現的是如此紛繁復雜，難以理出內在邏輯思緒，但並不能否定歷史滾筒中間“軸”的存在，“軸”的直接表現――“物質的匱乏、強迫勞動、暴力和剝削”讓歷史具備極強的整體性，且這壹悲觀主義基調讓人類在“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歷史決定力量之中不斷地重復單調的輪回。
在他看來，“至今壹切社會的歷史”[3]（30）都是絕對痛苦的歷史，物質生產吸取的時空能量是壹種對象性的、不為人所控的甚至到當前社會徹底失控的“負能量”，盡管依舊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雙邊互動，社會樣態會因此而發生改變但其實質始終不變，這就說明經濟因素起到的核心作用造成了歷史的“永不滿足”，因為社會歷史總是遵循“為生產而生產”邏輯而非為人的滿足而生產的邏輯，這也是馬克思壹再強調將人和社會從異化力量中解放出來的根本原因。
第三點上伊格爾頓對“經濟決定論”中最為核心的概念“經濟”進行簡單界定，認為“財經媒體津津樂道的‘經濟’不過是壹個幽靈，當然也肯定沒有人見過‘經濟’到底長什麽樣”，提到“經濟”是“抽象出來的概念”。
[1]（126）這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德國社會民主黨“青年派”與正統馬克思主義分道揚鑣的分歧起點，亦是對馬克思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爭論的真正邏輯起點。
在“走向經濟必然王國”入口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認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有兩種，第壹種“從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的方法是“錯誤的”，此時的“人口”只是“關於整體的壹個混沌的表象”；另壹種是從“人口”到達“最簡單的規定性”後，再回過頭來達到“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的“人口”，後壹種方法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
[4]（24?25）遵循這壹思維模式，就不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的“經濟”壹詞簡單地理解為狹義的經濟概念，而是達到本質規定性後抽象並升華的產物，是涉及到圍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為核心的社會方方面面的“經濟式樣的概括”，稱之為“經濟幽靈”是因其本質上便是高度的抽象物，因此社會發展並不是由具體的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經濟亦只是歷史多元推動力的主要構成而非全部，它必須依托於“人”才具備超越自身的能力，並且伊格爾頓認為馬克思對物質生產勞動實踐與階級鬥爭的關註遠遠要高於對所謂經濟的關註。
伊格爾頓在認可馬克思用經濟解釋歷史的前提上，為反駁西方學界認定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提供兩大理論依據：壹是歷史悲觀主義單調輪回的理論假想，二是抽象的、“幽靈化”的經濟概念，前者正是歷史的經濟原罪說，後者是歷史的經濟混沌說；前者極大地塑造著歷史的整體性，後者極強地還原了人在經濟的歷史中的整體性；前者為經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歷史提供精準標尺，後者直接抓住核心說明經濟決定的歷史歸根到底還是人自己的歷史，只是人從主體變成附庸參加者而已。
但是否伊格爾頓的辯駁就完全無懈可擊，不存在絲毫的理論紕漏？筆者認為他在理解與把握馬克思的歷史觀時未能認清這壹理論的發展變遷過程，尤其是模糊了青年馬克思與中晚年馬克思間的理論差別，且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經濟範疇當中的生產、物質生產、經濟力量、生產方式等存在理解上的偏差，因而在邏輯推導中難免出現偷換概念、以偏概全之嫌，故要進壹步反駁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觀點，還需要進壹步弄清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決定論的理論起點上的分歧。
二、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在
古典經濟學上的分歧
從某種意義上思考，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都可看作是對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古典經濟學是二者的理論邏輯起點，也幾乎在同壹時間成為二者的分歧起點。
它們的相似點在於都承認經濟的巨大作用，只是馬克思在談論經濟時更偏好使用生產力、勞動或資本等詞匯，引援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生產力的這種發展（隨著這種發展，人們的世界歷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時已經是經驗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窮的普遍化。
”[2]（538）壹切回復原點、人與人在生存線上掙紮是任何理性的理論都不敢做出的嘗試，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擁有***同的特質，那就是承認古典經濟學在創造“比過去壹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3]（36）財富的肯定以及經濟偉岸氣力創造美好未來的憧憬。
古典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到底是什麽，為何從中汲取涵養的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會存在區別呢？古典經濟學創立者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第壹篇篇名便是“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並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5]（2），這就劃定了古典經濟學研究主旨乃是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問題。
其後在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約翰?穆勒等人的著作中分別對財富分配的原則、人口與經濟供養的關系、財富增長的有限性等問題進行深入探究。
古典經濟學的歷史功績壹方面表現為重商主義和市場至上觀念的確立，另壹方面提出勞動價值論為資本主義制度持續進步與成熟提供動力，但古典經濟學卻忽視了壹個嚴峻的問題：那就是經濟發展是否對社會與歷史的正向推動力是永恒的，也即是說在每個個體對整體嚴重依賴的時代經濟是否真能決定壹切，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起點分歧所在。
經濟決定論在本質上盲目承接了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普遍永恒資本”的錯誤論斷。
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每個人在為自己獲取、生產和享受時，實際上是在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獲取和生產。
造成這種情況的強制根源於每個人對全體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現在將自身向每個人展示為普遍永恒資 本。
”[6]（32）黑格爾認為，商品社會是人類社會永遠無法逃避的循環，資本的普遍性、絕對性和必然性遠遠超過個體的對抗力量，因為資本主義市場與經濟讓每個人“別無選擇”的與其他人捆綁在壹起，且這種捆綁關系通過勞動與資本的嵌入-互惠關系表現出來。
經濟決定論在處理經濟的角色時，壹方面是以古典經濟學的“頌揚”視角誇大了經濟的功效，另壹方面是通過以黑格爾的“普遍永恒資本”來論證經濟規定壹切、約束壹切、成就壹切的合理性。
而馬克思卻非常理性地認識到經濟的“異化”力量，他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制度表征是：“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象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2]（541），經濟的力量將個體力量統整到壹起，但並不能實現人類大團結基礎上的解放，而是陷入經濟所制造出的物化境地。
所以可將馬克思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起點分歧歸納為三點：第壹，經濟決定論將經濟純粹地看作是“生產”與“分配”兩大環節，被經濟所包涵的資料、對象、科技、甚至人都被冠以“資本”之名，生產力由此就簡單地看作是資本在社會遊動、轉移、增值過程中的抽象物，將屬於“人”的“經濟”放置在“資本”的名號下；而馬克思主義將重心放在主體人與生產力上，經濟的全部內涵是由人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所定義的，經濟理應成為人的力量而非物的力量。
第二，經濟決定論本質上是“經濟主義的自然發生學”的，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壹個離開人而獨立運動的自然歷史過程”[7]，所以不會將過多精力投放在復雜的社會關系探討之中，頂多是以具體經濟活動之中的“契約合同關系”作為無視“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的補充；而馬克思主義則是經濟上“道德論”的，盡管馬克思將人的本質定義為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但社會關系並不由冰冷的經濟詞匯來指代，而是深刻的表現為對人的社會性、主體性的尊重。
第三，經濟決定論在上層建築範疇上是單向度的，壹方面它在高歌經濟對社會推進的自動作用，另壹方面已窺伺到了“必然王國”但也止步於此，盡管它是唯物主義出發，卻是走向了機械唯物主義的極端，同古典經濟學對上層建築的幼稚幻想壹樣，都缺乏對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應有的洞察力；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目標之壹就是對上層建築的重新解構，在明確經濟（生產與再生產）重要性基礎上實現對既有資本主義體制的超越和對***產主義藍圖的勾勒。
三、恩格斯、葛蘭西、盧卡奇等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
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並不是當代的理論產物，而是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伊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家便開始進行區分和批判的工作，盡管他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存在些許差異，但是在將馬克思主義挽回到正確的認識軌道上來是不留余力的，他們是恩格斯、葛蘭西與盧卡奇。
恩格斯對經濟決定論的態度與其說是“批判”，不如說是對“同樣的過錯”的“反思”。
恩格斯晚年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在“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歷程中起到關鍵性作用，這些書信主要包括1890年6月5日致保爾?恩斯特、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9月21～22日致約?布洛赫、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1893年7月14日致弗?梅林、1894年1月25日致瓦?博爾吉烏斯等[8]。
在致保爾?恩斯特中，恩格斯意識到歷史唯物主義呈現出某種教條式發展傾向，提到：“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做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裁剪各種歷史事實，那麽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9]（583）在致約瑟夫?布洛赫中，恩格斯再次強調了“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
無論馬克思和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
但他也強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壹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並且恩格斯也在此進行反思，“青年們有時過分看重經濟方面，這有壹部分是馬克思和我應當負責的”。
[9]（591）在致弗蘭茨?梅林中，恩格斯再次承認了“錯誤”，他說：“在這方面我們大家都有同樣的過錯”，從基本經濟事實中研究的缺點是“為了內容方面而忽視了形式方面”。
[9]（657）總的說來，可以講恩格斯晚年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書信概括為四個方面：第壹，恩格斯是個多元論者，正如伊格爾頓在書中描繪的那般，經濟因素並不是社會發展的唯壹因素；第二，恩格斯所堅持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決定性”實質講的是基礎性或緣起性，即所謂經濟在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起到的主導作用；第三，上層建築同樣也能成為“總的合力”的構成部分；第四，社會的發展體現為經濟的必然性和上層建築的偶然性的矛盾互動，必然性將漫天星鬥般的偶然性作為承載體和表現形態。
葛蘭西對經濟決定論也持批評態度的，只是較之恩格斯對經濟的癡迷，他更加側重於從文化中尋找答案。
葛蘭西在論述社會發展的“規律性和必然性”時談到：“我看不能把它看作是從自然科學那裏引入過來的，相反，應看作是對政治經濟學領域裏產生的概念，特別是根據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經濟學的形式和方法論而產生的那些概念的提煉發揮。
”[10]（239）可知葛蘭西正是對恩格斯的“忽視了形式方面”的補充，也即是說在解答“由什麽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走得更深更遠，他堅持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與推進的原則，即以“經濟”為起點來進行社會發展分析，但他認為必須而且應當明白“以某種規律性和自發性發揮相對經常作用的力量是怎樣在歷史演變中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被後世曲解的原因便是馬克思未能說清楚經濟因素和歷史必然性間的內在作用機制，葛蘭西解釋道：“只有存在著壹種有效的積極的前提，人們在思想上壹旦認識到這種前提就會化為行動……而這壹前提應該包括，已經發展起來的或正在發展中的、為實現集體意誌沖力所需的必要和充分物質條件；但是很明顯，不能把壹定的文化水平從這種‘物質的’可以計量的前提中抽調”。
[10]（240?241）這是葛蘭西對經濟決定論的批判，也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物質因素和文化因素都應當看作是實現必然性的構成要素，其所遵循的是“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築→思想文化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的循環”[11]模式，意思便是經濟基礎依然是處於基礎性地位，但經濟基礎、政治上層建築、思想文化上層建築等構成的並非是直線結構，而是處於否認任何壹個因素成為先驗性質決定者的循環互動結構之中。
盡管最後葛蘭西陷入“市民社會文化”的桎梏中，但他所開創的社會發展循環模式對推進歷史唯物主義認識深化具有不可小覷的作用。
盡管盧卡奇對《歷史與階級意識》做出深刻地自我批評：“它在客觀上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史內部的壹種傾向，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體論的根基，在政治實踐上則代表著壹種以救世主自居的烏托邦主義”[12]（4），但其從黑格爾辯證法思想中引申出來的“總體的觀念”，回擊將歷史唯物主義誤讀為經濟決定論的觀點，為經濟決定論的批判歷程獨辟蹊徑。
盧卡奇認為：“不是經濟動機在歷史解釋中的首要地位，而是總體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同資產階級科學有決定性的區別。
總體範疇，整體對各個部分的全面的、決定性的統治地位，使馬克思取自黑格爾並獨創性地改造為壹門全新科學的基層的方法的本質。
”[12]（16）毋庸置疑，這壹觀點是正確的且是對唯物辯證法的準確描述，強調事物之間及事物內部各要素存在普遍聯系，反對用割裂的、孤立的、絕對化的視野來看待社會發展與歷史進程，所以“經濟動機的首要地位”便從邏輯源頭上給掐斷了，盧卡奇在此所堅持的是多元主義的整體歷史觀，而細化到具體論述上，主要體現為對經濟決定論的三重批判：第壹，從客觀辯證法範疇看，盧卡奇認為第二國際以伯恩斯坦為首的庸俗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源頭是將經濟的“唯壹”取代“歸根結底”，重提非經濟因素的獨特作用，挖掘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相互聯系、相互運動背後的社會運動發展規律；第二，從主觀辯證法範疇看，盧卡奇“總體的觀念”強調“人”的主體作用，尤其對無產階級行動主體和思想主體的定位大加頌揚，認為主客體間的運動才讓社會發展具有意義，這便是在人的認識和思維運動中貫穿著辯證法思想，而非僅僅是對客觀物質條件運動的重視；第三，從實踐辯證法範疇看，由於盧卡奇將辯證法限制在歷史與社會領域，為了理論完善就必須將自然領域也劃歸到社會範疇之中（這壹觀點是模糊人化自然與天然自然的界線），所以其在歷史觀上是“雙主觀”的：實踐辯證法壹方面是以社會化、主體化的形式展現著客觀辯證法，另壹方面客觀辯證法在本質上是由人決定的，拋棄任何與人脫離關系的客觀存在，由此經濟決定論便在該理論框架中喪失任何的生存土壤。
盡管這壹理論存在較大謬誤，主要是對自然辯證法的背離，但確實為重塑“人”在歷史進程中的主體地位提供頗多真知灼見，“總體的觀念”也為反擊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謬誤奠定堅實基礎。
當然，對經濟決定論進行理論與實踐上批判的人還有許多，諸如普列漢諾夫、布洛赫、列寧等人都從不同視域、不同框架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誤讀做出有力回擊，但無論從哪種角度入手，都不可回避我們在前已提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及上層建築。
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經濟”本來面目是什麽，還需要深入到馬恩經典著作中壹探究竟。
四、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經濟”
為何要繞如此大的圈子來講述馬克思主義是否是經濟決定論的，筆者認為如果不從經濟決定論的理論緣起入手，就無法認識經濟決定論維持與發展的根本內因，如果不以對經濟決定論批判歷程為過渡，就難以有效校驗經濟決定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間的張力大小，也就難以認清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本來面目，更不要說對經典理論的匡正。
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緣起於對樸素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以及“宿命論”的客觀唯心史觀和“英雄論”的主觀唯心史觀的抨擊，馬克思指出：“從前的壹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
因此，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 的。
” [2]（503）這段言語短小精辟但卻寓意深遠，從中至少可以窺測出歷史唯物主義些許內涵：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存在本質固有的缺陷，而歷史唯物主義便是揚長避短地將存在的客觀性和人的能動性以實踐的名義加以結合，既避免映射式的客觀認識，又避免絕對意誌的產生。
當然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並不在此，而是在兩大矛盾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是人類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改造和影響自然以使其適合社會需要的物質力量，生產關系則是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經濟關系，二者的決定與反作用矛盾運動決定著其他壹切矛盾的發展和變動；而經濟基礎是經濟關系的總和，上層建築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制度、組織和設施，二者的相互作用其實質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經濟的實體表現。
從上述分析中，可知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脈絡是遵循“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批判→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更替”模式，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可以看作是廣義的經濟範疇內的，所以這壹推導可以簡化為“經濟→社會形態更替”。
但真的可以這樣簡化嗎？這樣是不是脫離了“人”的因素？筆者認為這壹簡化過程並沒有將“人”拋棄，因為生產力的三大要素中就包涵勞動者（人）的概念，這壹模式若脫離了人是無法推導下去的。
莫非是拋棄了“人的主體性”？筆者依然不認同此觀點，二個基本矛盾間都存在能動作用是保證這壹模式通暢的前提條件，如果缺少“人的主體性”，那麽能動作用如何從“具體的人”的身上上升且擴散至抽象的二大矛盾之中，這樣的觀點顯然沒有抓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
是否可以從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剩余價值學說的形成過程入手呢？馬克思在剩余價值學說誕生過程中實現了經濟社會觀念的壹次重要轉換，“即從壹般唯物主義地認為，物質經濟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永恒基礎、前提和最終發展動力機制，到辯證歷史地確認，由資本主義所開創的發達的市場經濟社會形態無非是人類歷史上暫時出現的壹種盲目必然性居支配地位的社會生活秩序”[13]，也就是說在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經濟理解為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中的動力系統，其作用是“決定性”的，在發現剩余價值學說的過程中，經濟則被看作是物質生產發展到資本主義高峰時期對社會生活起主導作用的總體結構，如果說前者是近似經濟決定論的話，那麽後者絕對與經濟決定論存在顯著的界限。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談到：“在研究經濟範疇的發展時，正如在研究任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時壹樣，應當時刻把握住：無論在現實中或在頭腦中，主體――這裏是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都是既定的；因而範疇表現這個壹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只是個別的側面”[4]（30），這表明馬克思在研究經濟學時嚴格秉持資產階級社會這壹原則，而後他提到：“在資本處於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
……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壹切的經濟權力。
它必須成為起點又成為終點。
”[4]（31?32）馬克思在此想說明的主旨是剩余價值論下的經濟是歷史唯物主義經濟的某種程度上的退步，剩余價值論所涉及到的僅僅是資產階級社會，它所描繪出的經濟並不具備恒常的歷史功效，僅僅是對短暫的（相比整個人類社會歷史而言）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勾畫，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表述，無論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後資本主義時代，都不會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存在如此巨大的不平衡。
因此，馬克思在實現這壹轉變之後，經濟壹詞所承擔的宏觀歷史使命便急遽縮小，伴隨而來的是資產階級社會中的經濟對微觀社會影響的不斷增強，所以說馬克思主義是經濟決定論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經濟在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和剩余價值學說中是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話語體系中，不存在絕對的經濟概念來對應馬克思所言的社會歷史進程，而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因素的作用逐漸被與經濟緊密關聯的勞動、階級等所代替；另壹方面經濟決定論是指經濟決定著壹切，而微觀化之後的經濟只能停留在相對狹小的時空中，經濟並不能決定壹切，即使在談論到它的基礎性或支配性作用，也只能說在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不平衡”狀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