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經濟強國，也是教育大國，美國的精英教育壹直備受不少家長的關註，那麽這到底是怎麽樣的教育令美國中產家長有這樣的關註和焦慮呢?想必是不少出國人士比較關心的問題，那麽和壹起來看看吧!歡迎閱讀。
從美國精英教育看中產家長的擇校焦慮
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美國學子是如何從常春藤名校攀援而至上流社會的?進入二十壹世紀的美國，“拼爹資本主義”(“遺產型資本主義”)的回歸，令教育程度越發成為個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同時子女的教育程度也越來越取決於其父母的教育程度。美國孩子們的學業競爭，不是在高中，不是在小學，而是在出生後。
美國的家長們大概從沒像過去這半個世紀這樣，如此重視教育。前些年，“虎媽”事件轟動壹時，很多人看到的是亞洲時教育“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勝利，卻忽視了這個現象之所以在美國引發轟動的深層社會環境改變：美國的中上階層與知識階層家長越來越堅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對孩子教育的投入近乎執迷。
“富貴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澤可及於無窮”
教育程度是社會經濟地位的決定因素，而進入21世紀的美國，資本與知識出現了壹種平行傳承現象，即子女的教育程度越來越取決於父母的教育程度。他稱此為“遺產型資本主義”的回歸。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和社會階層進壹步固化的***同原因是教育機會正呈兩極分化。《紐約時報》在2012年分析列出，到2009年，在最富有的四分之壹美國家庭的子女中，24歲時擁有大學學位的占82%，在最窮困的四分之壹的家庭裏，這壹比例只有8%，相差整整10倍。
曾任百事可樂和大通銀行副總裁的著名企業家紐鮑爾總結，“除非去上大學，否則妳不會走上生活的上升曲線;今天在美國，教育是成功的關鍵。”
請註意，這裏的教育特指精英教育。越來越多中上層家庭堅信，上學必須要上常春藤。
這種美國高等教育的競爭分化和普通大學畢業生的“貶值”不無關聯，在美國，普通大學本科教育質量不斷下降。
相比之下，常春藤為代表的頂尖名校的情況截然相反。“在壹個充滿全國和國際奧數選手、科學大獎獲得者、正式報紙雜誌甚至科學論文作者的校園裏，通宵開放的圖書館便是這壹高度競爭學習環境的象征”。他直言，最重要的教育分化結果，莫過於學生畢業後的社會地位。
哈佛大學勞工問題權威卡茨向《紐約時報》承認，美國普通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每況愈下，越來越多的畢業生不得不高配低就，成為“令人擔憂的麻煩趨勢”。麻省理工學院的勞工經濟學家奧托爾形容這是中產階級下壹代不得不面對的“下坡匝道”。
與普通大學畢業生情況相反，美國精英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依然風光。《大西洋月刊》調查顯示，即便是排名第25名次級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收入還是比哈佛、耶魯的畢業生少了差不多40%，不用說排名50之後的普通大學。
教育分化的壹系列數據拉開了美國擇校瘋狂。
耶魯大學法學教授、菲律賓華僑後代蔡美兒幾年前推出養育兩個女兒的回憶錄《虎媽戰歌》。“在美國，‘虎媽爭議’主要限於美國的白領中上層和知識階層，首先刊登書摘的《華爾街日報》以及跟進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等，都是美國上層人士和知識精英關註閱讀的報刊。”《虎媽戰歌》是中國傳統“棍棒底下出孝子”育兒哲學的現代美國版，而這背後更值得關註的是正在變化的海外社會大氣候，為什麽“虎媽”震動了美國上層階級和知識精英?“虎媽”轟動實則反映了美國上層精英的壹種日益強烈的整體焦慮。
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兩極分化和社會競爭迅速加劇，催生了擔心社會經濟地位下滑的普遍焦慮。這壹演變強化了美國精英地位延續的老規律：“富貴不足保，唯常春藤教育之澤可及於無窮。”換言之，維持精英地位和身份的前提，在於常春藤名校代表的精英教育。
“地毯老鼠競賽”，從幼童開始的全面競爭
“從幼童開始的教育競賽，在美國知識階層早已不是秘密，只不過‘虎媽’把這壹競賽提升到空前的高度。”他談到。
這壹教育競賽的“理論基礎”來自芝加哥大學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克曼，他提出了關於教育投資回報與年齡的關系曲線。海克曼曲線清楚地表明，教育投資回報最大的是早期和學齡前的智力開發。這是缺乏知識和金錢的窮人父母最薄弱的環節。
該曲線也體現了美國社會競爭不斷加劇之下的教育投資和”起跑線”的提前。在美國的知識精英和上層階級中，教育競爭實際從托兒所和幼兒園時代就開始了。
“大城市地區的許多貴族預備學校紛紛把學制下延到每年學費幾萬美元的貴族幼兒園。在美國知識精英最集中的紐約，若幹學費高昂的名牌私立學校幼兒部成為精英家長們競相爭取的目標。”他發現，這些名牌幼兒園的入學名額有限，招生普遍基於壹種名叫“教育檔案局”測試的早期智力甄別測試。備考產業看到商機，竟為剛剛會走路的小孩提供如何應對“教育檔案局”測試的專門訓練。
再看海克曼曲線展示的壹條信息：在關鍵的嬰幼兒時期，再多金錢也無法取代父母的關愛和家庭的知識環境。
2010年，加州大學壹對經濟學家夫婦發表了題為“地毯老鼠競賽”的研究報告，披露了美國白熱化教育競爭中壹個重要的非物質層次。研究標題借用了經濟學上常用的“老鼠競賽”，描述了美國名校入學競爭低齡化的社會趨勢。
這項研究展示了美國家長在子女教育問題上的重要行為變化：在1975年，不同教育程度的美國母親在管教子女的時間投入區別不大，此後30多年，低教育水平(沒有大學學位)的母親每周管教子女的時間大約增加了4小時，而大學畢業的母親增加了8小時，是前者的整整兩倍。
哈佛大學第27任校長薩默斯在評論法國學者皮凱蒂談教育導致的階層固化時特別提到，美國的兩極分化並不限於錢財，同等重要的現象是“在過去兩代人的時間內，富人與窮人子女的教育成就之間幾乎有成倍的差距”。
薩默斯點出壹條發現：從嬰幼時期到小學六年級，美國中上階層的孩子比窮人的孩子平均多接受了6000個小時的教育和其他智力發展活動!這是美國壹個教育機構綜合了十多項有關調查研究總結出來的數字，其中包括父母陪讀、學前教育、課外活動、暑期教育和遊學等。這壹“起跑線”上就產生的巨大差距，將會伴隨這些孩子的整個人生歷程。
也因為這樣的早期競爭加劇，給壹部分人帶去噩耗。直到20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還在盡力維持“快樂的四分之壹最差生”政策，作為世家子弟延續精英地位的瀟灑道路。但如今，從幼兒園起到常春藤大門，壹路競爭。
在高中階段，這種競爭體現得最為激烈。
美國名牌私立中學的歷史要早於公立學校，尤其在教育發達的東北部，這些學校原先的主要目的是向哈佛、耶魯等名牌大學輸送學生，因此獲得“預備學校”之稱。
隨著常春藤盟校招生政策從偏顧貴族子弟向“憑才入學”演變，私立貴族預校也在做出相應變革，“江湖地位”依然不可撼動。有調查顯示，1998-2001年，如果把美國所有高中按照畢業生進入常春藤老三大(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比例排名，那麽排前100名中，有94所是私立學校。
教育投資是空前的，教育機會能均等成為空話
《紐約時報》曾在學生作弊問題上引述史岱文森高中(美國著名私立高中)壹名應屆生的解釋，“只要幾分之差就能決定是否進得了常春藤學校”。
壹名美國的華裔母親也曾告訴記者，美國人之所以熱衷讓孩子參加體育賽事，除了體育項目是校園社交的“標準配置”，另壹條心照不宣的理由是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小小壹條賽道就能讓孩子有了競爭意識，告訴他們人生有時候不是幾分之差，而可能就是零點幾分之差，妳就名落孫山。”她說。
沒錯，分數就是學生的命根，必須錙銖必較。
美國大學招生盡管講究綜合素質，但代表學業成就的“高考”成績仍然是其中的關鍵項目。例如，作為SAT摸底考試的PSAT成績，是所謂全美榮譽獎學金的入圍標準，尖子生的標誌。又比如中學生總統獎，其中學業部分的初選名單就是SAT每次應試中每個州的男女“狀元”和“榜眼”。獲得這些獎項的提名，成為名校錄取的重要砝碼。
這催生了美國龐大的“高復產業”。以總部在紐約的卡普蘭教育集團為例，1994年收入僅800萬美元，2004年已經超過11億美元，10年增長了1400%!9年後(2013年)，收入再次翻倍，達到22億美元，活脫脫壹個“美國新東方”。
隨著常春藤名校入學競爭的低齡化，在精英父母集聚的地區，課外補習和私人輔導已成為重要的經濟行業。《紐約時報》2013年報道，紐約市的高檔私人家教每小時學費是600美元，半天輔導的費用超過大多數工薪人士半個月的薪水。
2006年，美聯社關於大紐約區的名牌預校學費已超過哈佛大學，仍然“生滿為患”，有長長的候補排隊名單。望子成龍、趨之若鶩的家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曾經挖苦，位於華盛頓市區西北的第三選區是聯邦政府高層主管人員的聚集地，其特征是雖然行政權力很大，也都算是高工資，可是60%的可支配收入都花在送子女上私立學校的學費上了。
哈佛大學畢業的著名社會學者卡拉貝爾，2007年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描述還在小孩蹣跚學步時期，富有的父母就開始雇傭昂貴的教育顧問，在漫長的“常春藤競賽”中提前出發，並總結說：
“這只是壹個漫長過程的起點，家境優越然而急不可待的父母企圖在這壹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他們子女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其他名牌大學的機會。”
或許正因為經歷了這樣的殘酷競爭，讓獲得常春藤入場券的“精英”在繁衍下壹代的問題上不願“圈外繁殖”。他發現，階層固化還表現為年輕人的“選擇性婚配”。2006年在洛杉磯成立的“常春藤擴大聯合會”，已擴展到全美，其主要功能是為單身的常春藤校友提供“魚找魚，蝦找蝦”的約會平臺，是選擇性婚配的最好例證。
這壹切，讓教育均等在美國漸成空話，階層固化的隱憂已引發社會關註。
以上是我轉載自今日頭條的“拼爹”的美國精英教育，看大洋彼岸中產家長的擇校焦慮，謝謝您的閱讀，更多資訊，請繼續關註其他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