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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的傳入

在二十世紀初,懂得西方哲學的中國人很少。關於西方思想的最大權威應推嚴復(公元1853至1920年),他年輕時被清政府派往英國學習海軍,在英國讀到當時英國流行的文學著作。回國後翻譯了許多著作。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穆勒的《名學》、亞當.斯密的《原富》等等。嚴復介紹關於西方哲學的很少,只有《名學淺說》和《名學》。

王國維(公元1877至1927年)是對西方哲學有更深的理解且有真知灼見學者。但他三十歲時放棄了哲學的研究,以歷史學、考古學和文學的成就馳名中國學術界。

他說他是因為在西方哲學中找不到能沁人心靈的安慰,才由哲學轉向文學。他認為德國的馮特和英國的斯賓塞是二流的哲學家。其他的哲學家不過是哲學史家。

壹九壹九年到壹九二零年,美國的約翰.杜威和英國的伯特蘭.羅素應邀來中國講學。但是他們講的主要是他們自己的哲學。要懂得壹種哲學思想,必須先懂得它之前的哲學傳統思想,才能理解當前的思想對過去的在哪些地方是贊成的,哪些地方是反對的。他們的思想雖然很少人懂得,但他們的訪問,為當時的中國青年學生展開了新的思想文化的地平線。

就像“中國佛家”和“佛家在中國”壹樣,佛家對中國哲學的貢獻是“宇宙心”的概念。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持久貢獻是它的邏輯分析方法。

佛家和道家都使用“負的方法”,它致力於消泯差別,告訴人它的對象不是什麽。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是“正的方法”,它致力於突出區別,告訴人它的對象是什麽。它使中國人有壹種新的思維方法。

西方哲學的傳入刺激並振興了對中國哲學包括佛學的研究。因為人們接觸到新的思想時,很自然用自己熟悉的思想去加以比較,求得互相印證。

中國當代哲學家用西方哲學的分析方法重新考察研究先秦哲學思想。胡適博士所著《先秦名學史》是這種研究的重要成果。梁啟超也對名家和其他學派的研究做出許多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