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隋朝開始試行的科舉制度，無疑給讀書人提供了壹條生路，可是這條路太窄，能夠進入仕途的終究是幸運的少數。不過，唐代的大詩人諸如李白、韓愈、柳宗元、劉禹錫等，都有做官的經歷，做了官，生存就沒有什麽後顧之憂了。
韓愈在唐代的文人中，算是懂得生財之道的壹個，他不僅能賺活人的錢，也能賺死人的錢，《貞曜先生墓誌銘》、《南陽樊紹述墓誌銘》等，都是為死人寫的墓誌銘，大文學出手，何等的尊貴，墓主給的酬金是相當的豐厚。稿費在唐朝，朝廷對此並無明文規定，只是到了北宋初年，才壹度形成為壹種制度。
我國古代的稿費也高得很，壹般來說，作者的地位越高、名氣越大，稿費就越高，至少在唐宋時期是這樣。唐代的李邕被時議認為“自古鬻文，未有如邕者”的。可見，李邕靠稿費發了大財。韓愈的名氣大，付給他的稿費，競至“壹字之價，輦金如山”。
壹直仕途不順的杜甫，差不多生活在饑寒交迫中，他的詩後人自有公論，可是出身於盛世唐朝，兒子餓死，自己壹生流離失所，足以說明單純靠揮文弄墨是不能養家糊口的，要靠文墨生活，最起碼先得撈起壹點政治資本。僅僅唐朝，如杜甫壹般不得誌的例子就不少，李賀、王勃，都屬於政治上的落魄者，基本上是在愁苦中打發掉短暫的光陰。
做不了官還有壹樣可做，那就是給官老爺當幕僚，王勃就是壹例。除此而外，大概就是文人放下架子來經商了。文人經商，依然與其身份有些相關聯，基本上是以賣文鬻畫為主。據史料記載，蘇東坡的壹幅字就賣出了幾十兩銀子。到了北宋時期，出版業已為文人找到了壹條出路，與今天相似的是什麽書好賣就寫什麽書，創作的摘編的甚至當文抄公的，都有，這與各人的水平和名氣有關，水平高的當然是從事原創，而後拿壹筆不菲的“潤筆費”，發財心切的和求生無門的，當然只能玩些下三爛的把戲了。比較之下，古代的文人，最不濟也不會比普通老百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