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得獎小說改編成電影，前陣子，有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的《盲目》（Blindness）和南非作家J．M．Coetzee的《屈辱》（Disgrace）。二者中，《盲目》較為香港人熟悉；香港電影公司給影片改了壹個頗應時的名字：《盲流感》。
薩拉馬戈的“目盲瘟疫”完全是虛構的、抽象的，首先有壹個人在駕駛途中等候交通燈轉號時突然盲了，之後“白色目盲”（眼前是白茫茫壹片）以高度傳染性向全城擴散，文明的城市壹下子崩塌。
抽象性是《盲目》的最大特色。“五色令人目盲”，在視覺年代，我們的眼睛尤其超載，時刻被目眩充盈的符號包圍。《盲目》正好有這方面的針對性。疫癥是抽象的。人物也是抽象的，所有人都沒有名字，只有職業身份，但職業在疫癥之中意義剝落（盲了的眼科醫生尤其成了反諷──瞬即從英雄淪為受助者）。最後壹個重要的抽象性就在於城市，小說中的城市沒有名字，相當程度上是壹個隔離的封閉體（小說完全沒有處理境外擴散的問題，在全球化的流動紀元，也許顯得不足）。從疫病、人物到城市，小說都是壹則純寓言。
所以，薩拉馬戈由多番拒絕交出改編權終至首肯時所提出的壹個要求：“電影不可被設定於任何可被識別的國家中”，從小說的純寓言性來看不僅是重要，並且是必須的。這令我想到添布頓時期的《蝙蝠俠》，他塑造的葛鹹城是全然的虛構城市，電影的設計監制AntonFurst曾說：“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壹個既非未來也非歷史的城市感覺。”這跟後來《蝙蝠俠》第三代導演基思杜化（ChristopherNolan）將葛鹹城做現實化處理，大相徑庭。紐約甚至香港都“有幸”成了葛鹹城的投射，但《盲目》中的文明城市，壹定要是越抽象越好。
由巴西導演費茲度梅維裏斯（FernandoMeirelles）來處理壹個抽象化的城市，本身就是壹個挑戰。要知他的名作《無主之城》拍巴西貧民區黑幫，是壹出極富實感的電影。那他執導的《盲流感》滿足了小說家“不可識別”的要求嗎？基本上是，但某些地方，我認為導演卻恰恰讓我們看得太多（影像本質上也比文字具體）。譬如演員的國籍膚色：染了紅發的白人女子JulianneMoore（醫生之妻──唯壹沒受感染的，也成了最大的英雄）、日籍夫婦（病人零號與其財經太太）、巴西妓女（黑超女）、墨西哥惡霸（三號病房國王，本是酒保）等等。也許是我對種族膚色太敏感，但導演顯然將盲目之城描畫成壹個種族大熔爐。再加上全片的英語，公寓、酒店、大橋等建築景觀，整體上沒特別所指的城市，在電影中卻仿佛有著後工業大城市的特色。這就關系到電影對文明崩潰的處理。電影忠於原著，安排第壹批受感染病人，被政府隔離於壹所廢置的瘋人院中，並受到警隊如戒嚴式的監視，病人稍稍走近警崗便給開槍掃射。這情況，在抽象城市甚至某些極權國家可以想象，但於壹個假設是先進的大城市，則不大可以想象。不是說大城市真的先進過人，而是“文明”之為“文明”，包括文明之“偽善”（不輕露粗暴本相）。壹個現代大都會的文明政府，在疫病僅僅爆發之初，又怎會第壹步就不理病人死活把他們像囚犯般棄於瘋人院中？因為人性在極端處境下的暴露是電影的主題，文明崩潰的節奏步驟，便是攸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