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六年（1927年）9月，賈題韜考入設在太原的山西大學法學院法律系。開學不久，他患了重病，病得非常厲害。病中，他思索了許許多多的人生問題，不得要領，思想十分苦悶。壹天，他無意間接觸到壹本介紹佛教中觀思想的書，裏面說世界上的壹切事物，皆由因緣而生，亦皆由因緣而滅。他的思想豁然開朗，心理上得到解脫。不久，病亦霍然而愈，於是對佛教產生了信仰。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賈題韜畢業，留校任教，講授邏輯學，後又兼任山西省教育廳秘書。由於教學關系，他開始研究法相唯識學方面的著作，逐漸對佛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開始念佛吃素，專修凈土。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能海法師（1879—1967年）蒞臨太原弘法，講授《菩提道次第論》及西藏佛教中觀學說。二十六歲的賈題韜每會必到，風雨無阻。雖然他本著法相唯識的觀點，對法師所講的頗有懷疑；但對法師持戒精嚴的高風卓節十分景仰，遂皈依之。此後，他壹直醉心於法相唯識的研究，旁及禪凈諸宗和西藏密宗。先生治學自具見地，不茍同於人，惟對歐陽竟無大師（1871—1943後）十分崇拜。
賈題韜自幼體弱多病，研習法相唯識既久，頗感名相繁瑣，無益身心受用。其時校中有壹專治禪學的教授名陳夢桐，勸他讀《楞嚴經》。當其誦至“七處征心”壹段，恍然若有所悟。告之於陳，陳又令讀明代瞿汝稷撰於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的《指月錄》。該書為儒者談禪之作，既是禪宗歷代傳法機緣的記載，亦能啟發人的智慧。當賈題韜讀至書末《徑山宗杲語要》時，深感句句親切，不啻耳提面命，如醍醐灌頂，甘露滋心，積疑頓釋，慶快平生。自此始知有宗門向上事。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山西大學南遷西安。二十八歲的賈題韜年輕氣盛，激於民族大義，乃離開母校，回到故鄉，毀家紓難，散財招兵，將其同事和學生組
成了壹個二、三百人的抗日遊擊隊，轉戰於臨汾、霍縣壹帶。但由於他們孤軍奮戰，沒有政治軍事鬥爭經驗，又得不到後勤補給，無法維持下去，只得接受國民革命軍第二戰區司令部的整編，賈題韜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部秘書兼第六保安區中校軍法官。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2月，賈題韜因病弱之軀無法適應抗日前線的緊張戰鬥生活，不得已西遷至大後方成都，先後在蜀華中學（今成都十四中）、成都縣中（今成都七中）、華陽縣中（今成都人民南路中學）、石室中學（今成都四中）任教。當時能海法師住持成都南郊近慈寺，賈題韜遂隨法師研習《大威德生圓次第》，並於寺中得便閱讀唯識、天臺、華嚴諸宗典籍，然終以禪宗為主。
抗日戰爭時期，藏傳佛教中觀學說和密宗傳入內地，風靡壹時，以唯識為不了義。內地不少唯識學者也不自信，從而附益其說。賈題韜年輕氣盛，對成都所謂“中觀家”破唯識頗不服氣，以初生之犢不怕虎的精神，屢屢跟他們辯論，從而贏得了“唯識家”的稱號。 四十年代初期，成都有壹老篾翁名趙升橋，丹道精奧，時人謂之真仙。其功行非丹經所載，而為丹經所證。賈題韜遂拜其為師，漸入堂奧，謂曰：“丹道之極，其為性乎，此乃宗門之始唱也。”
賈題韜學佛，不抱門戶之見，廣學遍參，又卓然樹立，不落依傍。他曾說：“中觀未必高於唯識，禪宗亦不必拙於密教。佛教乃富有積極精神之宗教，其慈悲為人的崇高教義當為社會服務、為人類造福方能充分體現。”“中觀思想與禪宗的關系非常密切，……中觀的破，實際上就是禪宗的棒喝。”他每以中觀學派的創始人龍樹菩薩別創菩薩僧團之宏願未申，視為佛教之壹大憾事！他十分贊同太虛法師（1889—1947年）改革僧伽制度，實現人間凈土的主張。他曾說：“開悟便是點燃了生命的火炬，慈悲便是生命的光芒，舍己為人便是涅盤。幾百年來，由於佛教本身指導思想的錯誤，致使佛教之趨勢，態度是消極的，教理是枯燥的，活動是呆板的，總之，對社會的貢獻太少了。壹些僧眾熱衷於趕經懺，超度亡靈。品質低劣，僧律廢弛，禪講不興，學修之風，江河日下，唱的卻是‘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高調，實際上是把釋迦牟尼佛原來積極為人的精神喪失殆盡。”“壹個人要普度眾生，自然會愛他的人民，愛他的組織，愛他的國家。大乘佛法是人間佛法，那是不能離開世間的。” 民國三十年（1941年），賈題韜所著《象棋指歸》出版，深受象棋愛好者的歡迎，後來被新加坡象棋學會列為“古今象棋十大名著”之壹。
在中國佛教史（尤其是禪宗中）上，棋藝高手可謂英才輩出，代不乏人。大家熟知的“棋逢敵手”這壹成語，就來源於晚唐壹位名叫釋尚顏的僧人懷念好友陸龜蒙處士詩中的壹句——“事厄傷心否，棋逢敵手無？”（見《唐詩紀事·卷七十七》稍後，趙宋僧人釋普濟所撰《五燈會元·卷十九·臺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壹文中，亦有“棋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工”之句。唐宋時期，棋風大盛，上至宮庭朱門，下至僧道俗人，壹時皆受波及。棋道貴“活法”，禪門參“活句”，二者雖殊途，誌趣卻同歸。弈棋相鬥在於“智”，往返詰難亦在於“智”。壹局象棋大戰仿佛是壹堂佛家的辯論法會，無論是善戰，還是善辯，都是意誌和智慧相結合的壹場競賽，勝負的關鍵全在於“靈巧”和“達識”。所以，棋也好，禪也好，唯有憑藉明眼人的悟性，依靠智慧和意誌的力量，方能立於不敗之地。的確，面對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門，又有多少人不識自性!因此，明心悟通之理，並不只限於佛門，亦適用於棋道。 賈題韜先生方正睿悟，學識廣博精深，辯才敏雅，馳名四川學術界。四十年代先後被聘為光華大學（今西南財經大學）、成華大學（今成都大學）、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當時西遷成都）副教授、教授，講授邏輯學及道家哲學。同時，他還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部少將參議。先生常說：“佛法欲發展，必先清除元明以來禪宗之積弊，戒律與教理並重，始能契機契理適應時代之要求。”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賈題韜與袁煥仙（1887—1966年，當今佛教大德南懷瑾之師）、朱之洪（1871—1951年，辛亥革命元老，歷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但懋辛（1886—1965年，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川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民革中央常委、四川省政協副主席）、蕭靜軒（生卒年不詳，四川大竹縣人）、傅真吾諸居士***建“維摩精舍”。其宗旨壹曰：“整理禪宗原理以至方法，使之成為整體之系統。”二曰：“比較（禪宗）與其它（佛教）宗派之異同，以明禪宗教外別傳之特點。”三曰：“結合中西學術思想，提高禪宗之學術地位及其實用價值。”其內部分工為：袁煥仙負責法部，傅真吾負責財部，賈題韜負責學部。精舍成立數年，嗜法味者頗不乏人。最後因經費不足，內部意見不壹致而告終。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三十九歲的賈題韜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次年10月，第十八軍開始向西藏進軍，動員先生參加；而山西大學校長趙宗復也寫信聘請先生回校教授哲學。先生感於國家民族統壹大義，同時也為了深入研究藏傳佛教中觀學說，毅然隨軍跋涉雪山草地，於1951年10月底到達拉薩，從事宗教工作和佛學研究，並學會了藏語文。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成立，賈題韜擔任宗教事務委員會委員兼西藏佛教協會副秘書長，直至1979年始返回成都。他在雪域近三十年，得以與藏地各派學者接觸，研習藏傳顯、密二教，功力大進。他曾與密悟格西（格西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僧侶學位名，相當於漢地大學的博士學位）***譯《正理壹諦論》、《辨了不了義論》、《入中論》等藏傳佛教典籍。先生曾說：“藏傳佛教，在中觀、因明和無上瑜伽部的資料方面，遠富於漢傳。為保存文化遺產，當積極傳譯，不可遲緩。至於藏漢之短長，則各有千秋。”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浩劫聿始，宗教信仰自由政治被粗暴踐踏，各級佛教協會均被迫停止活動，寺院被封閉，經像法器橫遭破壞，佛教徒被當作“專政對象”，大量冤假錯案層出不窮。賈題韜先生也深罹其厄，被打成“雙料反革命”，遭到殘酷的批鬥折磨，家被抄，工資停發，衣食幾無以為繼。但先生以宗教家寬廣的胸懷，忍辱負重，淡泊自守，處之泰然，令人欽仰！
1979年，先生回到成都，時已七十矣。次年12月，在中國佛教協會第四屆代表會議上，先生被選為理事。
1981年10月，四川省佛教協會第三屆代表會議在成都舉行，賈老當選為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
1982年1月，先生所作《禪悅》壹詩在中國佛教協會主辦的《法音》雜誌上發表。詩雲：
“撞著鼻頭壹事無，悟來已自費功夫。
恒沙分別知多少，描盡風流總不如。
無端拈得龜毛新，驀向刀山解翻身。
慚愧年來煙水遍，孤明原自未離人。
牛也驢兮萬劫孤，幾人探得驪龍珠。
拈花略露風規在，若計歸程猶半途。
泥牛海底載珠還，草料隨分護惜看。
鞭策雖雲少不得，歸家早在未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