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30年的改革充分證明，沒有下文所說的"私有制"發展，中國經濟早就陷於滅頂之災，早就崩潰了。因為，我們來看看下文中私有制企業與國有企業的效率對比，就知道中國經濟的希望與絕望在哪裏了。私有制企業，由於責任、權力、利益的有機統壹，使經濟潛力挖掘到了極點。以極少的投資、極少的資源，創造出了極大的產量、極大的稅收。相反，國有企業如何，效率負相差10倍上下，難怪中國搞幾十年國有制，將國民經濟搞到破敗邊緣。這樣的效率，這樣的不負責任，如果能夠把經濟搞好，就沒有什麽社會發展規律性可言了。可能有許多人說，私有制有什麽好？剝削深重，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劇烈對抗。這種"左派書呆子"所說的話哪裏知道私有制企業裏工人的真正責任與權利？私有制企業裏，工人承擔著很大責任，同時也具有與這種責任相適應的權利，獲得相適應的收益，如果不是這樣，工人早就不幹了；真正體現出勞動力的供求關系。而在國有企業裏，妳多幹並不會給妳多得，少幹也不會少得，因為具有決定權的國企"假老板"們遠在"天邊"，根本不知道妳如何幹活，多幹壹點少幹壹點他們根本不知道，何況他們並不真正關心企業的存亡發展，更多關心自己的職位前程。私有制企業裏不僅其勞資關系是符合勞動力的供求關系的，因此是健全的，而且由於其高效率，對市場與社會的貢獻是國有制企業不可比擬的。因為它可以向市場提供價格低廉的產品，從而有益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益於民眾的生活提高。與之相比，國有制經濟由於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勢必使其產品價格過高，民眾無法從中得到"消費者剩余"，生活水平的低下早已經為過去時代的人們深刻領受過了。這些情況如此顯然，仍然有某些人極力維護國有制，那是因為正象文中所說，是既得利益者的奇怪心理所作怪，他們通過維護國有制的計劃經濟獲得了巨大利益，因此極力反對符合廣大民眾利益的私有制經濟，以種種理論為借口對私有制經濟進行指責與批判，把其說得何等的"邪惡"。這真是顛倒黑白！
今天，中國經濟的國有經濟規模比例仍然太過巨大，而這就是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障礙。如果反過來，即私有制經濟獲得今天國有制經濟那麽大的規模，那麽任何人都可以保證，中國經濟規模至少比目前大10倍。因為，效率低下的經濟成分占多，必定拖累整個經濟體的健全發展，阻礙社會生活的發展進步，同時使整個國民經濟矛盾重重，畸形扭曲問題無法根除。――黃煥金
民營的，也是最好的
新望
我反復比，反復看，我總的感覺是國營企業遲早還是難搞得好，而民營企業則大有希望。1999年到溫州考察時，我對溫州市體改委主任馬津龍教授說："天下者，乃民營企業之天下也！"
我住在全國十大民營企業之壹江蘇永鋼集團近兩年時間，曾對此問題做過壹項專門的實證研究。我的結論是，從公平的角度來講，民營優於官營；從效率的角度來講，私有優於公有。現將我這項研究的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永鋼的幾條生產線都是國產的，總投入不過2.3億，自己調試安裝，自己維修，自己玩得轉。國內年產鋼材100萬噸左右的鋼廠，其總資產起碼在50億元以上，而永鋼年產超過100萬噸，總資產卻只有15億，這就使總資產貢獻率和資金利用率大為提高。較低水平的投入，為永鋼產品投身市場競爭奠定了低成本優勢。國營企業普遍是進口設備，價格高，借債引進，財務成本高，生產的又是低價位的普通鋼材，相比之下，永鋼就能騰出錢來消化壹些市場的不利因素。其實，壹些國營企業在決定引進設備的時候，它就已註定了虧損的命運。出國考察，旅遊、拿人家好處。效益的事留給下壹任廠長去說吧！
永鋼董事長吳棟材曾對我說過這樣壹件事：壹次，省內某大型國營企業與永鋼有合作意向，老總約他到該廠考察、談判。吳棟材驅車到這家集團企業的焦化廠門口時，他已感覺到與這種企業合作兇多吉少。為什麽呢？因為他發現，整個工廠內外都是莫名其妙的各種各樣的垃圾堆，分不清哪是有用，哪是無用。尤其令吳棟材感到納悶的是，焦化廠門口不遠的大馬路上，人為地挖出許多坑坑窪窪，而這條路是拉焦碳的貨車必經之路。吳棟材斷定，因該廠在城鄉結合部，小坑小窪肯定是附近老鄉所為。目的是讓載著焦碳的汽車顛簸、緩行，以便撿走顛下車的焦碳，直至耙竊。問題是吳棟材作為壹個外來者，壹眼能看到，這裏的管理者難道真是疏忽大意沒看到？如果看到了為什麽不去治理？和這樣的夥伴合作能成功嗎？
陜西某國營鋼廠的壹位老總晚飯後與我壹起在永鋼花園閑談聊天。這位已接近退休年齡的老總向我講了他的壹個觀點，他說，永鋼這類企業是滾雪球滾大的，他們這類企業在滾雪球，我們這種國營企業也是在滾雪球。所不同的是，他們是越滾越大，雪地上的雪薄了，滾大的速度就小壹點而已，我們雖也是在滾雪球，但最初的雪球是國家給我們的，而且我們是在壹個發熱的鐵板上滾雪球，只會越滾越小。他們的老總收入高，職工感到自豪，我們的收入要麽是不死不活，要麽是不明不白。這位老總還憤憤地對我說，看看浙江的民營企業，來到永鋼提貨時匆匆賣份盒飯就走，國營企業的人往往趕到吃飯的時候來，招待壹下就是幾個小時。
所有軋鋼廠的軋制過程中都有壞鋼切頭。永鋼壹般不超過1.5公分的浪費。氧化鐵碎屑也只有11.5‰。壹些國營大鋼廠的幹部職工來參觀，看到切頭如此小，如此恰如其分，感到非常吃驚，非常莫名其妙。要知道，用高速倍尺分段剪從線速達15米/秒的紅鋼條上切下有裂縫的壞鋼，誤差在1.5公分之內。這個效果是通過什麽辦法來控制的呢？他們各分廠的廢鋼切頭基本都按2800元/噸（成品鋼2000元/噸）的罰款性價格從總收入中扣除。冷條、彎鋼按2500元/噸賣給責任人，這些責任人當然就有壓力。分廠職工每年都要淘汰810個。幹部也壹樣，有上有下，在這裏沒有只上不下的道理。不壹潭死水。各車間每月安排生產28天，壹個班630分鐘，車間班組的生產管理就是按分鐘為單位進行管理的。設備維修工每隔壹會兒就要摸摸看看，因為主動停下來維修和出故障停下維修有明顯區別，而且停修多少分鐘與維修工工資掛鉤。分廠廠長即使休息日也到廠裏來轉轉，他們有壹種僥幸心理，人在了，或許就能多產壹噸、二噸鋼材。看看永鋼的車間，連壹塊廢鐵屑也沒有，舊螺絲還要看看能不能再用，實在不能用，放整齊，統壹回收。車間沒有休息室，只有更衣室，人們腳步匆匆，精力集中。在半成品車間，氣割工壹瓶乙炔氣150立方截面的坯料割43刀（長鋼坯切短），問問國營廠割多少刀。為什麽？乙炔氣雖然集中采購，但是氣割工自己掏錢購買。氣割工工資高的每月拿4000多元，低的400多元。壹位國營企業的氣割工看到他家親戚在永鋼做氣割，收入高，他也來了，但壹月下來，不僅不拿工資，還差點倒貼。這種情況下不苦練技術，能行？壹刀下去，手不抖，眼不眨，割縫極小，省氣，出活，多掙錢。好工夫自然就慢慢學到手了。所有這些行為都是制度安排之下的必然。
對於壹個專業化的規模軋鋼廠而言，利潤的盈虧同流水壹般，不怕"細水"，就怕"長流"，差之毫厘，往往會失之千裏或得之千裏。永鋼的噸鋼直接加工成本143元，已接近極限，原料+直接加工成本與市場上的鋼材銷價持平，利潤哪裏來？永鋼的秘密武器是負公差軋制。"在實際生產中，由於技術最好的工人使用最先進的設備所生產出的產品也達不到其名義尺寸，因此在產品標準管理中規定，產品的名義尺寸與實際尺寸有壹定差值，這個差值稱之為偏差。其差值為負值時叫負公差。"國家冶金主管部門1980年代初就發文推廣負公差軋制，但真正實行下去的廠子並不多。壹位大國營廠工程師告訴我，非不為也，實不能也。都想軋出負公差，但這從觀念、技術、設備、質檢、定尺、管理上都是壹場硬仗，宛如火中取栗，老虎牙縫裏剔肉，不易攻不。我曾看到過永鋼熱檢工每半小時夾起發紅的成品用高精度卡尺量壹次直徑，以便將數據反饋給調整工，熱檢工不僅要眼疾手快，還要有特殊抗熱耐熱的硬功夫。按照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負公差軋制帶來的效益是典型的超額壟斷利潤，是技術創新的結果。而且我們也可以認為，即使在傳統的制造業，由於新技術的不斷出現和應用，技術代替資本，平均利潤率下降現象和趨勢並不是不可改變，因為技術創新無止境。然而，超額壟斷利潤不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更主要的可能還是制度安排的結果。
永鋼各部門基本不設副職，如發現人才可用，單獨給壹崗位讓其施展才能。而附近壹家國營大鋼廠的用人原則是，能幹的人只安排當副手，派個平庸點的壓壹壓。壹位黑龍江某大型鋼鐵集團的核心廠廠長，現在是永鋼的副總工程師，他告訴我，國企的技術人員少了也好幹，人不在多，在精，在怎麽用。應當鼓勵國有企業人才流動。出來的有壓力，留下的也有了壓力。
我將邯鋼經驗與永鋼的管理機制做了下比較。永鋼這類民營性質的企業，在企業的市場化程度上都比邯鋼壹類企業要走得遠、走得徹底。邯鋼在模擬內部市場，而永鋼的企業與市場沒有邊界；邯鋼經驗只是在告訴企業，狼是吃人的，而永鋼機制卻已是在告訴企業，對付狼要有技術和藝術。
蘇鋼是壹家大型國營鋼廠，職工12000人，總資產53億，永鋼2000人，總資產15億，前者的利稅不到後者的壹半。蘇鋼的老總到永鋼考察過後，讓本廠電視臺專門組合班子來拍攝。電視鏡頭上出現的是永鋼步履匆匆主動巡查的電工、維修工和幹凈的生產現場，而蘇鋼的電工在休息室喝茶，壹位生產班長說，請電工、維修工來，要看臉色，搞好關系，整個廠區、車間如同垃圾處理場。在這部電視片的最後，播音員用壹幅哭喪的腔調發出悲鳴：
蘇鋼的朋友們，由於時間倉促，我們的報道還顯得十分的膚淺。然而，在現場采訪時我們的震驚難以抑制，我們的心在顫抖。壹群稼莊漢在荒無人煙的蘆葦沙灘上竟能掀起如此的輝煌，留給我們的是永恒的深思。
我們的產量要突破，我們的質量要提高，我們的成本要降低。自下而上的危機壹步步向我們襲來，危機的警鐘已向我們敲響。蘇鋼的朋友們，我們亥怎麽辦？刀光劍影的市場競爭下，生生不息的改革發展中，蘇鋼的朋友們，我們該走哪壹條軌道？
該走哪壹條軌道？我們先來找找問題出在哪裏。國有企業內部組織管理體制可說是壹堆亂麻。壹個核心，壹個中心，誰都不能全心全意，只好三心二意。民營企業的企業家是創業型的企業家，與企業的關系是血肉相聯。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想的是自己的級別，想的是下壹任到哪裏去？還能不能升遷？而且，黨政工，再加上壹個上級挑選任命的壹批副職。黨委是委員制，行政是經理（廠長）負責制，職代會（工會）有是協商協調壹致制，三種規則交織在壹起。改制後有些企業幹脆新三會加老三會，六駕馬車，多頭領導，權責不分。在內部管理上，"決策失誤丟壹塊，管理混亂漏壹塊，揮霍浪費吃壹塊，大小蛀蟲吞壹塊。"
而最根本的還在產權制度上。個人利益、集體利益都是必要的，不輕易否認個人利益；個人價值、社會價值都是必要的，而不輕易否認個人價值。設計壹種機制使二者結合起來，求得效用函數的平衡解，這是企業存在的壹個普遍規則。也就是壹些學者所講的"新集體主義"（王穎：《新集體主義：鄉村社會再組織》，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國營企業的產權安排，只強調集體理性、集體利益、社會價值，但卻造成個人成本行為缺乏約束。結果是，工人吃原料，科長吃發票，廠長吃支票。成本行為惡化，代理人的道德風險增大。
再進壹步講，如何理解公有制產權？在中國人的傳統中，"公"即"國"、"君"、"官"、"上"、"官家"、"家族"、"公家"，是"國家"和"政府"，"公有制"在許多基層的老百姓看來就是"官有制"。"公"的概念與中國傳統體制的唯上、唯官等級性聯在壹起。"私"似乎就是反君、排斥家族，對"上"、對"官"不敬。凡與公相對地就是私。對私的極端壓制和否定，使中國人很少對私的合理存在進行過辯護，以至公私不分，這就為壹些有權之人"灰色私有"、把手隨意伸向"公"的口袋埋下了伏筆。"唯官"實際上進壹步強化了人們的"唯私"意識，而且"唯官"才是"唯私"的唯壹壹條捷徑。在我國，人們還往往把"私有化"看作是"公有化"的對立面，而在東歐與獨聯體地區，至今沒有壹個國家把"私有化"僅僅與個人擁有企業（雖然在私有化條件加下這是合法的，只要他不是通過化公為私的手段）聯系起來，也沒有壹個國家提出"非公有化"的口號。"私有化"的同義語不是"非公有化"，而是"非國有化"、"非壟斷化"，有些國家在立法上明確地把它們等同起來，更有趣的是許多國家在推行私有化時期，明確禁止"化公為私地私有化"。
如果說"官營"的對立面是"民營"的話，那麽，在這個意義上，"民營"就是"私營"。我們歷來抑制"私營"，其實就是"貧民"、"弱民"、"抑民"。中國***產黨是中國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發展民營經濟最符合黨的宗旨和性質。為什麽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2/3的資源，卻只有1/3的貢獻？這些年來，中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如果離開非公有制經濟都將不堪設想。先看改革，我們改革主要靠外圍突破，增量改革，舊體制被撕開裂縫，新的市場體系（技術、勞動力、人才等）的建立和發育都主要靠非國有經濟；再看發展，也是在國營企業江河日下的時候，主要靠非公有制企業來拉動國民經濟增長，做出了與其所掌握資源不相稱的貢獻。據調查，民營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至少是國營企業的四倍以上；再看穩定，我們的國有企業讓利、放權、抓大、上市、工人下崗，仍然是皇帝的女兒，占盡了便宜，但是它自身最根本的機制並沒有多大變化。想想看，假如沒有這些年民營經濟的長足發展，僅全國2000多萬（這個數字勞動保障部與國家統計局、全國總工會及有關科研單位各持壹說）下崗工人如何吸收消化。張迎維斷定，"企圖在馬背上畫白道道畫出斑馬是很難成功的。因為他它沒有斑馬的野性。"（《金三角》2000年第8期，張迎維《國企"內耗"何其多》）；步鑫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推定，"國企改革可能會取得某些成績，但很難取得最後成功。"（任不寐，《與步鑫生對話》，《南風窗》1999年第4期）；為什麽很難取得最後的成功？張五常尖銳指出，"別人的錢永遠不如自己的錢花得小心。"（新浪，財經縱橫，1999年10月14日）。
我們傳統的意識形態反對私營或民營經濟，因為它存在雇傭剝削制度。對此，張五常也曾舉過壹個例子，纖夫拉船，勞動和資本究竟誰雇傭誰？其實，從根本上說，壹些人反對和不承認私有權，只是因為總想維護部分少數人的特權。現在我們經常聽到"擅自經營電信"、"私自收購棉花"等等說法，壓制民營，否定私有，他們就是企圖維護計劃經濟體制。轉軌、改革的攻堅戰難就難在這裏。
好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是處在變化中的。據我的觀察，在南方壹些地區，民間個人意識形態及其觀念正從"公有制偏好"向"私有制偏好"轉變。傳統的公有制企業缺乏效率，成本高，產品質量差，服務觀念和態度差；而私有企業的效率高，產品成本低，質量好，服務觀念和態度好。這已成了較為普遍的看法，從而成了壹種新的價值判斷和觀念（金祥榮教授持同壹看法，參見金祥榮，《多種制度變遷方式並存和漸進轉換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4期）。徐滇慶、楊小凱、錢穎壹等海外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入關後，能和國外企業面對面開展公平競爭的唯壹希望是國內民營企業的長足發展，因此，最近這今年應抓住機遇，在壹些逐步放開準入管制的電信、金融等部門率先扶植國內民營企業，讓他們盡快壯大。如果等國有企業徹底改過來，壹來"矣河之清"，沒有把握的事，二來這些年我們也看到了，體制內存量的供給型強制性制度變遷（相對於體制外增量的需求型誘致性制度變遷）退出成本高，改革阻力大，需要壹定的時間和周期，恐怕也等不及。
王東京教授提出了公有制的三條標準：1、出資者也是勞動者；2、聯合勞動；3、資本聯合。同時符合這三個條件就算公有制（王東京，《全面認識公有制》，《中國經濟時報》1999年12月6日）。筆者同意王東京教授的這壹觀點。而且，照此標準，目前我國許多民營企業也應歸入公有制之列。
其實，說到底，1999年《憲法修正案》通過之後，"公"與"非公"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現在要強調的只是：民營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