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認識到，洋人的到來標誌著歷史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這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而是天或者說造物的安排。他說，“洋人之患，此天所為，實非壹手壹足所能補救”。這意思其實也就如李鴻章所說的“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雖然曾國藩還不知道“全球化”這個詞，但是他已經知道這些洋人不可能如同歷史上那些蠻夷壹樣被消滅或者驅逐，因此不能指望單純以戰爭解決問題 。(問題是我們如何有這種雄才大略的眼光看待或看穿我們時下的問題呢？)
第壹次鴉片戰爭之後，曾國藩就已經開始了“師夷長技”的過程。早在創辦湘軍水師之初，曾國藩就非“夷炮”不用，水師非船炮齊備不出，最後終以重金派專人從廣東購來大量洋炮，並克服重重困難把它安裝在炮船上，很快將千裏長江控制在湘軍手中。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他認識到， “師夷智”不能停留在購買使用西式武器階段，而必須深入學習研究西式武器背後的秘密，也就是進入學習掌握西方科學和技術階段。只有把這些秘密掌握在自己手裏，才有與洋人平起平坐乃至戰而勝之的可能 。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路異常難得可貴，在當時應該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性。我們處在自己時代，有超越自我時代的思路和眼光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