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壹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壹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壹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壹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莊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裏，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壹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壹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壹生的頂峰，這壹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壹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壹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壹去不返。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臺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壹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壹、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裏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
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壹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麽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壹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張謇常說自己壹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夥計，要做夥計，難有東家。”他壹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壹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壹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占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