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rberis、黃和Santos將損失厭惡引入基於消費的期望效用模型,發現損失厭惡本身不能解釋股權溢價之謎,而MLA中的“短視”是解釋股權溢價之謎的必要條件。
Benaazi和Thaler只是通過圖表估算了投資評估期,沒有進行統計檢驗。Durand,Lloyd和Weeete使用Wilcoxon符號檢驗對股票和債券之間的效用等價假設進行了統計檢驗。然而,測試結果並不支持這壹假設。假設在較短的投資評估期內沒有被否決,雖然在較長的投資評估期內被否決,但債券的效用實際上高於股票,這與貝納阿茲和泰勒的理論不符。他們認為這是因為Benartzi和Thaler的方法只是直觀的,缺乏統計穩健性。Benartzi和Tnalel假設不同時間段之間的收益是相互獨立的,但Agren認為這種假設可能導致不合理的結果,於是引入條件異方差,使收益過程可以用GARCH模型來描述。利用瑞典股票數據,他們發現Benartzi和Thaler的方法得到的投資評估期仍然是l2個月,而利用GARCH模型描述收益率過程得到的投資評估期增加到l7個月。他們認為MLA對股票收益分布的假設很敏感。
MLA在資本市場的應用還處於探索階段,研究問題僅限於用MLA解釋股權溢價之謎。這些研究表明,MLA具有很強的解釋股權溢價之謎的能力。但是,由於不同方法得出的投資評價周期不壹致,學者們對投資評價周期還沒有得出統壹的結論。